2019年底,中美兩國在預期中宣布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共識,但是雙方分歧未解,整體競爭格局甚至對立態勢越加確定,曾經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北京已做好中長期抗衡準備。
▲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不久前舉行了「美國研究與中美關係」2019年終座談會。圖為北大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圖/中央社)
中美貿易戰開打一年半後,北京和華府終於在上月13日針對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文本達成一致,預計近期可正式簽署,雙方先前互相加徵或預計徵收的懲罰性關稅也已暫停或部分取消。
雖然如此,這場由全球前兩大經濟體擔綱的貿易爭端何時真正落幕仍是問號。除了經貿分歧,在香港和新疆人權議題上,中美互動也是煙硝不斷。
在北京看來,無論是美國發動貿易戰,或在香港、新疆問題上挑戰中方主權,都是因為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崛起後,對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等多方面構成威脅,因此必須出手遏制中方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表示, 美國對中國新的大戰略體系已經浮現。這個體系具備「多樣性而且近乎全面性」,其中之一是「擴展有選擇的脫鉤」,在一些關鍵領域盡其所能阻止中國對美國顯著優勢的嚴重衝擊和傾覆。
「貿易高壓」則是美國對華大戰略體系的另一環,主要由曠日持久和多番升級的關稅戰構成,今後還可能增加對中金融和貨幣戰,藉此逼壓中國經濟體制結構性變更以及加劇中國經濟和金融困難。
時殷弘分析,這套戰略還涵蓋對於台灣、南海、東海,以及「一帶一路」沿線較關鍵地區展開的戰略遏制,並且針對高科技領域的封鎖、外交孤立和意識形態顛覆。
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不久前舉行了「美國研究與中美關係」2019年終座談會。北大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于鐵軍在會中指出,意識形態競爭、決策機制和大國競爭等3項因素導致中美對抗加劇,兩國對抗領域正全面擴散。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運成則表示,中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有助緩和緊張關係,但不能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方向。
面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認為:「中國要有對於最壞局面的心理準備,並且要有預案。」
至於可能的最壞局面,王勇說:「無非是中美經濟脫鉤,中美沒有貿易關係、經濟關係;甚至中美圍繞台灣問題、南海問題發生戰爭,都有可能。」
不過,王勇表示,在中美關係持續緊張、戰略競爭加劇的同時,中國也同時保持「謹慎樂觀」,與美國展開務實合作,而不是只看到悲觀的訊息,
他說,中美之間還是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例如在維護地區局勢穩定、全球經濟發展以及挑戰氣候變遷方面都有合作空間。
此外,王勇提到,中美仍然需要發展不衝突、不對抗、互利雙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這是起碼的」。
實際上,中國自2010年開始提出中美應開創全球化時代不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的「新型大國關係」。但華府認為,北京的潛台詞是要美國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平起平坐,因此冷淡以對。
另有分析說,北京當年提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時,中國已經做到在美國治下的國際體制中初步崛起,但問題是華府能否容忍一個看來混沌而且美方摸不準的中國。
王勇表示,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這段時間,是中美之間競爭、較量最激烈的時期,這種大國競爭可能持續數十年、甚至上百年。這種關係可能因為美國國內政情的改變或在國際社會遭遇了難題或危機,由「競爭」轉為「競合」,但長期來說,中美戰略競爭格局態勢已定。
這位專家強調,在當今強權時代,一個國家若沒有力量就無法獲得尊重。對中國來說,依靠產業政策扶植高科技和創新產業的政策不會改變,尤其「在當前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下顯得更有必要」,因為關鍵技術受制於人,國家發展就會受限;應對美國當前的對中戰略遏制,「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7年中共19大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以及到本世紀中葉將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這些目標需要時間和空間來完成,特別是在當前發展的關鍵期,北京若與華府對抗太過激烈,並不利於有待完善的發展籃圖。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稍早前在官媒年終專訪時除了抱怨美國對中國設限打壓,也不忘向美方喊話「回歸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把中美關係扳回健康發展的軌道」。這番與近年調性相似的「外交辭令」,不失為北京的「衷心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