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眼中防疫對比　日本佛系防疫與台灣洞燭機先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延燒，旅台日人看到台灣因應疫情的緊急應變，對比被稱為「佛系防疫」的日本政府，台灣可用洞燭機先來形容。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全球延燒，旅台日人看到台灣因應疫情的緊急應變，對比被稱為「佛系防疫」的日本政府，台灣可用洞燭機先來形容。（圖／中央社）

旅台日人栖來光13日在日本網（nippon.com）撰文表示，回顧過去，台灣和香港在2003年的SARS疫情爆發之際，以及韓國在2015年的MERS爆發的時候都曾陷入危機，當時獲得的經驗活用於這次的防疫之中，在這層意義上，日本在戰後未曾陷入那麼嚴重的瘟疫大流行；日本正面臨著必須有所改變的關鍵時刻，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經驗是否能成為轉機？鄰近的台灣那富有彈性的進步特質，日本應該多加學習。

她說，自己住在台灣，身邊有不少台灣人對於日本慢條斯理的樣子感到訝異。一月底的時候，好幾位朋友和認識的人都問她說：「為什麼日本不早點進行防疫政策？」而日本政府的態度，在台灣媒體上遭評為「佛系防疫」，台灣媒體以這樣的用語揶揄日本政府在2019冠狀病毒疾病的對應裡呈現出的毫無作為與漫無章法。

台灣針對COVID-19的防疫政策極為迅速。

栖來說，台灣在推行強力的防疫政策之際扮演最大角色的是，橫跨移民署、衛生署、交通部等單位所組成的跨部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由本身也是牙醫的衛福部長陳時中率領，共同討論所有的預防方法和防疫政策，同時每天召開記者會，公布最新訊息，徹底講求資訊透明。從防疫初期開始，展現「台灣隊」正面應對病毒的態勢，讓台灣國民放心，獲得信賴以防止大眾恐慌，保持「正確地恐懼」的姿態，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她認為，「所謂的洞燭機先正好可以用來形容這次的台灣」，而台灣政府緊急推行應對措施背後有其原因。由於2003年SARS在台灣大舉肆虐時，造成超過70人喪命，不想重蹈覆轍。台灣採取的防疫政策從初期就非常縝密，特別是很早就決定禁止來自中國、香港和澳門的旅客入境，以及所有公立學校都延後開學時間，這些措施產生巨大的效果。

栖來說，實際上到3月6日止，在主要遭受感染的10多個國家與地區裡，無論是確診病例還是死亡人數，台灣都是最低。

台日為何會產生這些對應的不同呢？栖來說，第一個理由，「我感覺可以用台日兩國的政治分別注重什麼來解釋」。

她說，例如3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訪日行程延期的同一天，日本政府決定管制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此舉極富象徵性意義。直到目前為止，日本的政治都是偏重像是東京奧運或追求其他國際上的體面光采，一邊觀察他國臉色，一邊推行政策（或是不推行）。

另一方面，栖來說，感覺台灣政治則明顯注重「國民」，這是因為台灣的選民對此相當嚴格之故。總統蔡英文政府曾在2018年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大敗，經歷了慘痛的敗選經驗，深知一旦鬆懈，輿論必將緊追不捨，因而處事戰戰兢兢，其態度會讓人深刻地感覺到這一點。

她說，蔡政府今年一月順利連任不久的支持率為54%，防疫政策滿意度為83%，顯示出民眾對政府的高度信賴。自己投票選出的政府馬上就發揮高度效能，所以很明顯地可以得知台灣選民的心滿意足。

栖來說，日本社會的制度規劃完全不同，若直接仿效台灣的方法，則必須慎重行事。例如SARS的時候爆發醫院內的群聚感染，台灣記取教訓而祭出禁止醫事人員出國的規定，但受到醫事人員批評為侵害人權。

她說，原本公共衛生與自由及人權必定難以兩全。發生異常狀態時，採取封鎖城市的方式，連居民外出也能加以限制的中國，很明顯地常發生侵害人權的問題。台灣在疾管署下成立了指揮中心，統籌各部會資源，得以統整狀況，迅速決策且付諸實行。由於身分證和健保卡裡載有個人資訊，在醫院窗口也能確認個人的出入境資料。

栖來說，但在如此管理國民的同時，卻全都要依靠當下管理者的「道德」來維繫；反過來說，站在權力高處的人，無論何時都能濫用權力，希望大家能留意，在「效率」和「人權與自由」之間維持平衡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她說，歷經黑暗時代贏得民主，深知其危險之處的台灣人，若發生侵害人權等問題，立刻就會發起成千上萬人參與的抗議遊行，戒慎仔細地觀察政治動向。蔡政府既迅速又確實的應對措施，搭配上如此「生猛有勁的民主主義」，或許可以說形成了某種良性循環。

栖來說，影響台日應對措施的差異，一般認為還有另一個原因：日本人從來就不關心日本以外的亞洲狀況。

她說，華語圈的人們在春節假期的大舉移動，將會特別提高傳染病擴散的風險。很早就預測到將發生囤積口罩的情況，必須著手進行口罩增產的相關工作。若大家都知道即使像新加坡那樣的熱帶國家，感染仍舊會繼續擴散，就不會生出「天氣轉熱的話，疫情就會減緩」的誤解。在NHK為新型冠狀病毒特設的專頁裡，將感染狀況完全不同的台灣和中國放在同一個欄位，招致台灣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