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姦罪違憲理由曝光　國家公權力不應長驅人民臥房

記者楊佩琪／台北報導

刑法通姦罪是否除罪，司法院大法官29日宣示，包括刑法第239條、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規定，與憲法第22條、第23條比例原則不符，也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原釋字第554號應予變更，故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規定，也應自解釋公布日起失效。也就是說，未來刑法通姦罪之訴，法官可做免訴之判決。

▲刑法通姦罪經大法官釋憲後，宣告違憲。（圖／記者楊佩琪攝）

大法官認為，刑法第239條規定「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對憲法第22條所保障性自主權之限制，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不符，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於此範圍內，釋字第554條號解釋應予變更。

另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規定「但刑法第239條之罪，對於配偶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相姦人。」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且因刑法第239條規定已宣告違憲失效而失所依附，故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刑法第239條部分，婚姻制度具有維護人倫秩序、性別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能，亦具有使配偶雙方在精神上、感情上與物質上相互扶持的功能。因此國家為維護婚姻，非不得制定相關規範，以約束配偶雙方忠誠義務履行。該規定以刑罰制裁通姦及相姦行為，目的在約束配偶雙方履行互負婚姻忠誠義務，以維護婚姻制度及個別婚姻的存續，目的正當。

不過大法官認為，雖然有一定程度嚇阻通姦、相姦行為，但配偶雙方忠誠義務不等於婚姻本身關係，一方雖然有違反忠誠義務，可能危害或破壞配偶間的親密關係，尚不當然妨害婚姻存續，因此就維護婚姻制度獲個別婚姻關係的目的來說，手段的合適性較低。

國家以刑法制裁違法行為，不應損及個人感情。婚姻制度的社會功能已逐漸相對化，憲法也保障人民享有不受國家恣意干預婚姻自由，包括「是否結婚」、「與何人結婚」等。婚姻成立以雙方感情為基礎，能否維持和諧、圓滿，有賴婚姻雙方的努力與承諾。

即便婚姻中配偶一方違背婚姻承諾，雖已損及婚姻關係中原應信守之忠誠義務，並有害對方之感情與對婚姻之期待，但尚不致明顯損及公益。故國家是否有必要以刑法處罰通姦行為，尚非無疑。透過刑事處罰嚇阻通姦行為，得以實現之公益尚屬不大。

反之，作為刑罰規範，不僅直接限制人民之性自主權，且其追訴審判程序亦必然干預人民之隱私。再者，通姦及相姦行為多發生於個人之私密空間內，不具公開性。其發現、追訴、審判過程必然侵擾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致國家公權力長驅直入人民極私密之領域，嚴重干預個人之隱私。因此對性自主權、隱私之干預程度及所致之不利益，整體而言，實屬重大。

另外，因國家權力介入婚姻關係，反而可能會對婚姻關係產生負面影響。該規定限制所致之損害顯然大於其目的所欲維護之利益，而有失均衡。

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部分，其立法考量，無非在於使為顧全夫妻情義之被害配偶，得以經由對通姦配偶撤回告訴之方式，促使其婚姻關係得以延續。但對通姦配偶撤回告訴的效力是否及於相姦人，與具體婚姻關係是否延續，並無實質關聯。

被害配偶於決定是否對通姦配偶撤回告訴時，通常多已決定嗣後是否要延續其婚姻關係。僅對相姦人追訴處罰，往往只具報復之效果，而與其婚姻關係之延續與否，欠缺實質關聯。

況且在相姦人被追訴審判過程中，法院為發現真實之必要，以證人身分傳喚通姦人到庭作證，進行交互詰問，此一過程可能加深配偶間婚姻關係之裂痕，對挽回配偶間婚姻關係亦未必有實質關聯。因此對本應為必要共犯之通姦人與相姦人，因其身分之不同而生是否追訴處罰的差異，致相姦人可能須最終單獨擔負罪責，此等差別待遇與上述立法目的間欠缺實質關聯，自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

另該規定的適用，以刑法第239條合憲有效為前提。刑法第239條一違憲，但書便應自解釋公布日起失其效力。另外，刑法第239條與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並未因受規範者之性別而異其效力，屬性別中立之規定。

目前實務上通姦及相姦罪之成立，以男女共犯為必要，其男女人數理應相當，惟其長年實際適用結果，女性受判決有罪之總人數明顯多過男性。因此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實際適用結果，長期以來，呈現性別分布顯著失衡之現象，顯現女性於通姦及相姦罪之訴追、審理過程中，實居於較為不利之處境。

因此刑法第239條、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與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等之要求，是否相符，確有疑義。不過既然該2項規定已宣告違憲失效，性別失衡問題將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