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都是我的奴隸　「隨機殺人」到底憑什麼樣的心態？

文／南方朔（新新聞）

鄭捷和龔重安把殺人帶到了一個不可原諒的程度，已超過了死刑該廢與否的範圍，他們把別人視為可以屠殺的豬狗。而對這種反社會殺人事件，政府和社會應該反省，如何去建造社會的公平。

▲民眾在文化國小門口放滿了鮮花來表示對劉小妹的哀悼。（圖／新新聞提供）

近年來，政治社會學已變，最大的變化，乃是由於各國政府無能，對於有錢人不加任何節制。於是有辦法的人「錢神崇拜」（Mamon worship）氾濫，土豪猖獗，他們的行為等於是「領有執照的不道德」。當一個社會有辦法的人可以做不道德之事，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社會鎖鏈」遂告失去，被認為是「社會的失敗者」，遂產生一種莫名的憤怒，要對社會進行報復，於是就有了犯罪學上所謂的「反社會罪行」。這種犯罪，有下述特性：

隨機殺人是「恐怖主義的私人化」

一、它和傳統的仇殺情殺不同，以前的仇殺情殺都因果清楚，殺人犯罪都有徵兆、有過程，理論上應當可以預防。但新興的反社會犯罪則不然，它是一種無法分析、無法預測的「 精神病態」（psychopathic）行為。它對受害人沒有特定的對象選擇，而是隨便、隨機的（at random），它和近代的恐怖主義殺人有相似性，恐怖主義是激烈的團體行為，因此隨機殺人是一種「恐怖主義的私人化」。

二、這種隨機式的殺人，本質上是種被權力意志所主導的殺人模式。美國曾對這種殺人魔做過研究，這種人都會把現實政商權力想像成投射到他的身上，他們有「表現他們自己」（performing himself）的至大權力，而他也有「有做自己想做的自由」（do it what I like），有個著名的殺人魔就在自述裡明言：「那些受害者都是我的奴隸，我是他們的主宰。」這些隨機殺人的犯罪者，假想自己是個權力無限大的君王，他們痛恨這種人創造
出來的社會，卻又很想變成那種人。他們的認同混亂，既痛恨權力，又嚮往權力，就是他們心理病態的源頭。

三、近代英國犯罪史學家威爾森（ColinWilson）在《人類犯罪史》（A CriminalHistory Of Mankind ）裡指出，以前的人類，社會鎖鏈較強，雖然人生而不自由，但多數人都為了生存而辛苦度日。雖然有犯罪及殺人，但多半是傳統的情殺、凶殺及劫殺等。

二戰後進入「犯罪大爆炸」時代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開始進入了「犯罪大爆炸」的時代。戰後初期，由於經濟重建復甦，就業增加，薪資與福利改善，平等程度擴大，全球各國的犯罪率都在減少。但隨著社會富裕，政府的日益放任，對財神的崇拜開始成為新價值，於是社會上自認受到傷害者的不滿型反社會暴力犯罪遂告增加。這種反社會暴力犯罪，通常有如下特性：

（Ａ）犯罪者不會是下層階級，下層階級是認命的保守派，他們比較能夠忍耐，而失敗的中產階級則有較強的相對剝削感，因而反社會性較強。

（Ｂ）現代社會至少已有了表面的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已合理化其他方面的壓迫，人們並習慣性認為，個人的失敗都是自己的責任，是自己競爭力不足，政府及社會不必負責，因此現代社會的失敗者遂成了有冤無處訴的族類，近代社會理論早已把「牢騷滿腹」（grumbling）這種現象視為一種常態化的病症。…（更多文章請見1474期《新新聞》，或參考新新聞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