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西安封城亂象　點中極權政權死穴

▲中國旅美政治評論員鄧聿文指出，西安耗費近1個月未能有效控制住疫情，一是對疫情的流行調查「根本就是一筆糊塗帳」，二是緊急應變與組織協調工作不到位。圖為西安被封管的一個社區大門口。（圖／中新社提供）

繼武漢後，西安也因疫情封城引發民怨。中國旅美政治評論員鄧聿文認為，中共的舉國動員體制確能高效穩住局勢，但強力控制的表像下，掩蓋的卻是政府對社會治理低下的現實。

鄧聿文直指，中國各級政府管理理念和指導思想都還處於「前現代」，迷信權力、監控和強制。至於西安，封城後許多方面做得甚至不如武漢，可謂處處漏洞，說明西安基層各部門「條塊分割、互不相通」，一線情況「無人下決斷、無人勇於擔責」。

這篇以「西安亂象點中了極權政權的死穴」為題、在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發表的文章指出，西安封城讓人想起當初武漢封城。但西安封城有了武漢的前車之鑑，且全國已抗疫2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也曾定點封控的經驗下，再出現種種防疫亂象，造成嚴重次生災害而被詬病，就非常讓人意外。

鄧聿文指出，事實上，在武漢封城時，西安也曾封城一段時間，也出現配套措施混亂，只是當時各界都關注武漢，對其他地方的防疫災難沒有重視罷了。

他指出，西安耗費近1個月未能有效控制住疫情，一是對疫情的流行調查「根本就是一筆糊塗帳」，二是緊急應變與組織協調工作不到位。其中，病毒到底是從防疫旅館傳播到社區，還是從入境時就從機場傳播出去，到現在都還不清楚。精準防控要建立在精確疫調結果上，但西安沒能做到這一點。

鄧聿文說，西安是個千萬人口大城市，與上海擁有約3000人的疫調隊伍相比，至少需要1000名專業疫調人員。然而，西安從各醫院臨時抽調的疫調人數僅有300人，這就是西安在城市管理上和上海的差距，也是這次疫情失控的關鍵因素。

他批評，西安獨創這種強制「社會面清零」及「一人陽性全區拉走」的作法，是非常野蠻的作法，引發了輿論有關「刻意操作隔離」，以達到「帳面上的防疫成功」的質疑。西安這波疫情的混亂，不是由每天100多起的感染病例引起，而是由「政府的過度防控」導致。

鄧聿文直言，採用野蠻手段強制人們配合和服從，給整個社會人為製造了心理壓力，超過了疫情本身帶給人們的壓力，這還不包括過度防控對基本人權的壓制。而西安疫情讓人再次反思，中國當局的「動態清零」防疫策略是否適當。

他分析，中國政府無法像西方國家那樣能承受死亡幾十、上百萬人的代價，鑑於中國年長居民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很多，他們不大可能接受歐美「與病毒共存」的作法。加上中國政府無法打消民眾對病毒變種削弱疫苗效用的恐懼，使「清零」是當下最被中國民眾接受的「沒得選」作法。

鄧聿文認為，中國政府不願調整「動態清零」政策，除考量到春節和北京冬奧的到來及Omicron變種病毒的高傳染性外，也是為了要證明「中國政府比西方國家政府更尊重人的健康、生命」，中國體制比西方優越；此外，中國或許在演練一種「半軍事化的戰時管制」，為今後社會出現動亂等極端情況應變。

他表示，中國當局未必料到的是，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防疫策略時，必然會碰到當局的「死穴」。在中國剛性的維穩機制下，要保證執行效果，必須依賴專政工具的強制力，手段和措施的粗暴就不可避免，且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在社會治理上，本就能力低下。

鄧聿文認為，儘管有大數據支持，但中國各級政府的管理理念和指導思想都還處於「前現代」，迷信權力、監控和強制。在已經開化和半開化的民意面前，這一定會產生矛盾和衝突，製造民怨和民憤，以至於在社會層面削弱當局的防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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