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心/藍詩孟報導
▲蔣萬安昨日出席二二八76周年追思活動。(圖/資料照)
二二八事件是不少受害者家屬一輩子的痛,台北市長蔣萬安身為「蔣家第四代」身分敏感,二二八這天的發言和致詞也備受關注。昨(28)日他現身二二八追思活動,致詞時表示,身為台北市長,他深深為76年前發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的緝菸事件,進而導致全台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痛,致上誠摯的歉意。不過此一說法卻被「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發文澄清,強調「二二八事件不是天馬茶房附近的緝菸事件所導致的全台衝突!」希望能幫蔣市長多做補充,避免大家誤會。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昨日在臉書發文澄清,表示蔣萬安在致詞稿中念到「身為台北市長,我深深為76年前發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的緝菸事件,進而導致全台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痛,致上誠摯的歉意」,但他們認為這句話恐有讓人誤會嫌疑,因此特地發文向大家更正一個觀念,「天馬茶房緝菸事件並非為引發二二八事件的主因」。
▲蔣萬安與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見面。(圖/翻攝蔡詩萍臉書)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指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及其原因相當錯綜複雜。首先是長官公署體制的特殊化。由於行政長官擁有行政、立法、司法,甚至人事、監督之權,因此形成在臺專權獨斷的權力,再加上兼任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更形成軍政一元集權的特殊化,無怪乎當此體制頒布後,許多臺籍人士均大失所望。其體制在臺灣實施期間,不斷有人建議國府高層廢除長官公署,恢復省府制度。
其次是政治壟斷與接收弊端。當時中國大陸人士壟斷政府重要中高級職位,以及所產生各種牽親引戚、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等接收弊端亦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第三是經濟統制與民生困苦。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是經濟統制政策,也就是物資管制、金融壟斷、物品專賣,然而其後果卻造成民眾失業與飢餓的民生困苦之狀。第四是社會動盪與文化隔閡。由於部份來臺軍警紀律敗壞、作威作福,再加上與臺灣民眾的文化隔閡,造成彼此間的衝突對立,使得社會治安惡化,騷亂事件層出不窮。
1947年2月27日下午,天馬茶房緝菸事件是人民積怨已久、引爆民怨反彈的導火線。天馬茶房緝菸事件在臺北爆發後,原本樸實無爭的臺灣人民紛紛揭竿而起,各種反抗行動或是衝突事件陸續不斷在全臺各地發生。觀察各地的衝突反抗,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反抗行動多為反對官署的腐敗,進而包圍佔領地方機關單位,有毆傷人員或是接收警察局、派出所、兵營軍火庫武器及物資等情形;另外也有許多因省籍的怨恨而引發的街頭流血事件衝突。在反抗行動與衝突爆發後,政府隨即展開一連串的鎮壓與整肅行動。高雄市由於當時駐軍兵力頗多,因此雖有民眾反抗行動,但未獲得官方正面回應,反遭受強硬的軍事鎮壓,成為二二八事件當中,最為悲慘且血腥的受害地區。
陳儀在1947年3月2日發出的「寅冬亥親電」,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電報蔣中正,請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迅速調素質優良之步兵來台,陳儀電文提到「至少先派一團來台,俾可肅清奸匪以紓鈞座南顧之憂」。而蔣介石在3日後的3月5日派兵手諭回覆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7日由滬啟運,勿念。中正」。3月8日,蔣介石派兵的整編第廿一師抵台在基隆登陸,陳儀隨即宣佈全台戒嚴,各地自此進入恐怖捕殺時期。在全臺及澎湖地區大規模實施所謂「綏靖」與「清鄉」工作過程中,由於各地抗爭武力皆屬臨時組成毫無訓練,加上反抗勢力分散,單薄的武力實不足以對抗裝備精良的正規軍隊,因此整個「綏靖」計畫除於中南部曾遭受短暫抵抗之外,其餘各地皆如期完成。惟「綏靖」、「清鄉」期間,各地傳出不少地方人士因個人恩怨或派系糾葛,而遭人恐嚇勒索、密函陷害或報復暗殺;也有不少民眾在軍警鎮壓掃蕩時,被無辜濫殺而淪為槍下亡魂。
因此「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認為,二二八事件不僅有2月27日天馬茶房緝菸事件,還有2月28日行政長官公署開槍事件、3月6日高雄大屠殺、3月8日基隆大屠殺、3月11日八堵車站事件、3月嘉義車站前談判和平使槍殺等,種種歷史的真相正等待我們認識、面對及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