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之謙 攝影／林敬旻
「如果我願意生小孩的話，我會希望小孩子教育我，這可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談到孩子的教育，安溥這樣說。有關「婚姻平權」修法的相關議題，在最近這一段時間，引發社會各界廣泛的討論，挺同與反同陣營多次上街表達訴求，而在雙方的言詞交鋒中，對孩子的教育也成了爭論的重點。
有別於反同婚家長喊出的「子女教育，父母決定」，安溥認為，他反而期待小孩子能教育他，因為我們甚至沒辦法參與自己三歲以前的生活，「我完全不記得我當胚胎的感覺。」安溥笑著說，可是一旦為人父母，尤其女生必須懷孕，我們就能參與到生命的最初，用那麼切身的方式重新再瞭解生命最初的起源，這是為人父母最可貴的地方。
所以在與孩子的相處方式上，安溥選擇把愛化作祝福，鼓勵孩子教他，他們怎麼看世界，「我會期待，你還能讓我看見人生、世界或是一個生命的什麼，我會希望你教我怎麼愛你、怎麼理解你，然後也因為我對你的愛，所以願意那麼心甘情願地去看這世界別的面向，甚至願意陪你去愛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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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部分家長擔心讓孩子過早接觸同志議題，可能會影響孩子的性傾向發展，對此安溥認為，如果說這是將同志議題「置入」在教育中，那應該回頭想一想，其實不論你幾歲，都要面對這世界推銷給我們、置入在我們生活中的東西，每天都要不斷分辨真偽，所以當家長不斷為家人過濾這些資訊的同時，難道不會希望小孩也有自己的判斷能力嗎？以吃雞排為例，要讓小孩不要吃過多的雞排，有賴於他自己的行為準則，而不是一直逼他每天默念10次「我吃雞排就會死」，其實資訊的接收只要多元均衡，沒有什麼東西會讓人變成必然的壞人或失敗者。
但要如何確定孩子在哪個階段會有足夠的判斷能力？安溥以性教育為例，「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一次，我會希望早一點或是晚一點接觸到『性』這個東西？」當我們回溯自己的經驗時，就會發現每一個人的早晚都不同，因為不論是男生還是女生，都可能在性的領域遭遇挫折時，懊惱當初沒有人早一點教他這件事；同時也有人會覺得，等到我18歲再接觸性比較有安全感。所以不論是「婚姻平權」還是「性」教育，依然跟人的作為有關，人消化教育，再交給下一代的過程，才代表教育這件事情對我們的功能有多大，不是幾個課綱就可以決定的，每個人的需求都不同。
與其禁止，不如去觀察自己的孩子，什麼時候需要這個知識或教育，家長應該反問自己，我們有多願意在課餘之外的時間，陪小孩子去理解他每天在學校裡知道的東西，家長不能只把一切丟給教育制度，因為言教永遠不如身教，身教不如陪著他一起去看世界，然後有人可以討論並帶來心得。
決定出關的過程
這兩三年其實是安溥放下「張懸」這個名字，並開始進行閉關的期間，而究竟是什麼契機讓安溥決定出關，一腳踏入婚姻平權的議題，不但出席公聽會，還在全國各地舉辦「公民對談」，提供民眾對話討論的平台。「這講起來有點曲折。」安溥說，是他一位推動婚姻平權的朋友，在公聽會舉行前跑來找他聊天，語重心長地告訴他，公聽會只能帶來一個示範，可是大家在資訊不全的情況下，以為公聽會就是要決定誰扳倒誰的一個平台，所以想找一個能好好講話的人。
再加上這個議題討論到現在，文化界的人幾乎都還被排除在外，可是年輕世代跟文化圈的脈動卻是最貼近的，交換資訊也是快速的，所以才希望安溥能出來講講話，「這是一個在公聽會舉行前40小時內決定的事情。」
而在公聽會十分鐘的發言時間裡，安溥只先談了婚姻制度，因為他認為，在這短短的十分鐘裡，每個人都只能給出一個面向，更多的應該要回到社會中慢慢討論，企圖想要扳倒所有言論其實是一個迷思，會讓人不擇手段。
婚姻平權修法像魔戒，挑戰價值的象徵
在修改民法與另立專法的爭論中，安溥始終站在修改民法這一方，不過對於堅持民法這件事，安溥自認跟法律人討論的面向不太相同，「在台灣的輿論現象裡，推行專法並不會符合法律人看專法可以帶來的功能。」一旦這東西變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會觸及我們對憲法及國家的認同，還有政府如何宣示台灣社會的價值，專法可能因此從「專門為你服務」變成「把你趕去某個地方」。和一般偏生活的法律相比，婚姻平權修法的高度又更高了一些，也因為這樣，每個人會把修法的過程當作一個價值的象徵，所以它才像魔戒一樣被大家搶來搶去。
另外這次的修法也涉及人權議題，我們講人權這件事情，不是為了要挑戰社會，雖然有時候確實會刺激社會，但「刺激」跟「羞辱」是兩回事，只要我們開始討論人權，大家就得一起承受討論人權議題的痛苦或是傷痛的過去。「這次其實是很難得的，在解嚴之後，我們的社會第一次要介入法律的人權議題。」以前社會討論的人權議題大部分都是政治事件，不論認同與否，彼此至少都會知道各自的時空背景，可以理解「你有你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然而這一次挑戰的是「象徵」。
至於修法的速度，安溥則說，他期待可以好好地、穩健地迅速通過，但那個迅速絕對不是愈快愈好，而是說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不以知識論輕言去壓倒對方，反而以知識為主，去增進對於使用法律的了解，在穩健的情況下迅速理解國家、社會是要為什麼東西努力，讓溝通更迅速，讓知識的傳遞、討論的方式可以擴及更多人，所以絕對沒有愈快愈好或愈慢愈好，因為這兩者代表的可能是強渡關山或拖延。
訪問進行到這裡，安溥突然停下來，像是心有所感地說，「你知道我的訪問常常會失敗，就是因為如果要誠心去討論這些東西，往往要花上一、兩個小時或更久，但正因為了解這些議題，所以更不能只拿一些標語去引誘別人支持自己。」安溥認為在跟人權有關的議題上，政府要深入民間去做前導，幫助社會準備去理解，帶開討論、各自疏通，甚至讓媒體可以先有一段時間，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和報導，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在面對不同價值觀時，一開始就能做好完美的準備，會這樣以為其實是菁英分子或知識分子的迷思，不能說別人沒做好準備就是惡劣或是品格低落，有時候不同世代要接收新的資訊時，需要很多很多的誘導。
「所以這也是舉辦公民對談的原因嗎？」對於目前正在全台各地舉行的公民對談，安溥覺得大家都累壞了，卻也沒有哪一個團體或單位能夠得到大眾的信任，所以他能做的就是陪他的世代走一段，讓很多找不到參與機會的民眾，可以有一個空間去做公民思辨，去拆解不同的邏輯。
溝通可以更多元，不要把每天的結果當作必然
雖然安溥一再提到社會討論的重要性，可是在討論議題的過程中，不同立場之間最容易遇到的困難，就是「不願溝通」，對此安溥認為，很多人覺得溝通是一種陰謀論，也就是說你有特定目的，所以才來說服我，因此在面對溝通時就有了防備，溝通自然就很容易被否定。
「這世界上不肯溝通的人多的是，但有沒有不能溝通的人？這點我倒是很好奇。」安溥說，他不會在乎現在誰不肯溝通，反而是願意溝通的人，要一起去想一想，如何拆解不肯溝通的人，這就有點像跟爸爸媽媽講話一樣，他們的不肯溝通究竟是來自一種必然的堅持，還是只是因為沒有人陪他們聊心中的憂慮？如果能這樣思考，也許彼此就不會那麼氣餒，覺得自己被孤立。
安溥鼓勵大家，既然希望別人的價值觀或社會輿論可以更多元，那我們自己的手法是不是也可以更多元，哪怕是跟同一個長輩講話，你的手法還是可以天天換，「今天吵、明天勸、後天哭哭」，也許一個禮拜之後講起這個東西終於笑了出來。不要把每一天的結果當作必然的結果，我們必須承認，如果只用一個手法就等於只呈現一個面向，只給了別人一個面向的機會，去體驗這麼複雜的議題，因此我們要理解社會上不能只用一種溝通方式，反而要用各自的人格特質，去拆解不同意見的人，也許手法的多元才能讓我們想溝通的對象，體驗到這個議題的多元面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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