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斯儉／新新聞
▲在習近平第一任的初期，就已經可以看出他將中共從「集體領導」轉變為「個人集權」。（圖／維基百科）
習近平不斷打破既有的規則，其實反映了中共這個體制的許多深刻問題與限制。最近兩會前、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與三中全會之間傳出刪除《憲法》中對國家主席兩任的規定，提供了一個最好的例證。
政權交替無法制度化的困境
在二○一三年底，我曾經在《新新聞》撰稿指出，在習近平第一任的初期，就已經可以看出他將中共從「集體領導」轉變為「個人集權」，把中國政治從「一黨專政」轉變為「一人專政」。
一六年，我在《習近平大棋局》導論中也曾指出，習近平走向強人政治，其實反映了中共的黨國政體做為一種「後極權威權」的內在困境。若從政治學中對威權政體的比較分析來看，今天會這樣的現象並不令人驚訝；進一步說，我們幾乎可以預期接下來還有可能發生的一些事情。
習近平在胡錦濤第二任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個常委之一，應該看盡了當時做為總書記的胡如何失控、中共體制如何分裂腐敗的驚心情況。
十八大接班過程中，他是在數度政變威脅的陰影下登上大位的，過程反映了中共最高權力繼承無法制度化的深刻內在困境。
其實從毛開始，最高權力的繼承就一直面臨著困境。劉少奇、林彪都是從潛在接班人的位置被鬥倒或慘死，華國鋒雖然是毛指定接班人，卻地位軟弱，最終讓位於鄧小平。
而鄧小平的接班也歷經了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接班失敗。在血腥的六四之後，就在鄧小平家裡，一群老頭子們進行談判，一次解決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領導人的接班，鞏固了二十幾年的局面，為中國快速發展和日後的崛起奠定了寶貴的政治基礎。
但江澤民當時交棒給胡錦濤是心不甘情不願的，還搞了個「扶上馬送一程」的把戲，沒把軍委主席交出，而且在胡時代的常委和中央委員會裡布滿了江自己的人，把胡給架空。在這個局面下，習近平是在江、胡兩派鬥爭妥協下產生的人選。
國際和台灣都有學者認為，從江到胡，中共權力繼承逐漸建立起制度化的安排。其實我一直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這些權力繼承者並非制度決定，習近平接班亦然。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618期〉https://goo.gl/N8a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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