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弋／台北報導
武漢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防疫期間，疾病管制署副署長羅一鈞擔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醫療整備官，多次親上火線說明口罩實名制，一度被稱為「口罩官」。這位醫藥記者口中的「羅副」告訴《三立新聞網》，當初會對傳染病產生興趣，和一段非洲經歷有關。
▲廿多歲的羅一鈞在馬拉威姆祖祖醫院。（圖／羅一鈞提供）
羅一鈞從2008年7月起加入疾管局（現在的疾管署）的防疫醫師團隊，除了是這次對抗武漢肺炎的國家隊員，最為人所知的是他長年關注愛滋防治。將近20年前，剛從台大醫學院畢業的他遠赴非洲服外交替代役，這1年多的時光對他來說無疑是震撼教育。當時台灣醫界聚焦的是慢性病、癌症治療，但在地球的另一端，傳染病（尤其是愛滋）正在戕害人類健康，侵蝕一個社會的根基，悲劇活生生在他身邊上演。
1966年起，台灣和位於非洲東南部的馬拉威維持超過40年的邦誼，2007年12月，馬拉威和中國建交，隔年1月台灣正式和馬拉威說再見。在此之前，2001年11月到2003年6月，領到熱騰騰醫師證書的羅一鈞成為台灣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男，遠赴馬拉威北部的「姆祖祖中央醫院」工作，近2年的非洲見聞促使他後來投身感染科，奉獻愛滋醫療。
踏進姆祖祖中央醫院之後，羅一鈞發現裡頭有接近7成的病患，也許分別為不同病灶所苦，但進一步檢查發現都是愛滋感染者，非裔同事間好像也有不能說的禁忌，病歷上多改以「免疫力很差」、「嚴重免疫力缺損」等字眼取代HIV或AIDS。在當地，一旦確診愛滋可說是無藥可醫，直到羅一鈞離開馬拉威2年後（2005年），當地才正式引進全國性的雞尾酒療法。
▲羅一鈞和姆祖祖醫院的工作夥伴合影。（圖／羅一鈞提供）
「天天有喪禮，處處有孤兒。」羅一鈞提到當地曾盛傳的一句話，當時馬拉威人民的愛滋陽性率高達15%，平均壽命剩不到40歲，翻閱當地報紙常會看到年輕人的訃聞，幾乎每天都有醫護人員、老師、軍警因愛滋過世。他感嘆一個國家好不容易栽培出這些菁英，他們的生命卻因愛滋在20、30歲劃下句點，對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是莫大的傷害。
「藥不是沒有，它遙不可及、遠在天邊。」羅一鈞身懷先進的西方醫學知識和年輕醫師的熱忱踏上非洲大陸，面對當地亟盼救治的愛滋感染者，手邊卻苦無藥石，能做的只剩下陪伴，醫不了身體，至少可以試圖醫心：回答問題、解釋病情。羅一鈞戲稱自己是在做心理諮商，唯一的治療方式是心理治療，與愛滋感染者作伴，成了羅一鈞的非洲日常之一。「最重要的是，我感謝你沒有放棄我，願意花時間跟我解釋這麼多，好好對待我。」馬拉威的病人，用他們的生命給羅一鈞上了一堂又一堂的課。
也因和病患有深入聊天的機會，解釋病情、知識和篩檢原因的同時，羅一鈞得以傾聽對方內心深處的擔憂：「萬一確診怎麼辦？我生病後家人和工作怎麼辦？」為了解答馬拉威病患疑問，羅一鈞必須涉獵更多事務，並想辦法和其他領域的專家合作，「這其實滿有趣的，透過一種疾病看到社會的不同層面，同時看到當地文化對流行病的影響」。
▲羅一鈞為非洲孩童檢查身體。（圖／羅一鈞提供）
飽經專業醫學訓練的羅一鈞不諱言，起初也因不熟悉愛滋而感到害怕，隨著不斷的接觸與學習，恐懼感漸漸消失了，轉而對這個疾病產生了好奇心和探索慾，最終產生敬畏之心。他明白，愛滋不但能引發健康風暴，也在感染者的心中造成巨大陰影。非洲經驗告訴他，「心」是感染者的難題之一，當他回到台灣，總會想辦法多和病患談心，瞭解一下對方在疾病之外，有沒有甚麼難解的心事。
也因此羅一鈞在2009年創立公開部落格「心之谷」，成為台灣第一個由醫師專文介紹愛滋相關知識的線上空間，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當屬問答園地，羅一鈞總是不厭其煩一一回覆網友各項疑難雜症，縱使有些問題本身顯得杞人憂天或天馬行空，他的回覆仍保有同理心和專業度。
「天上一滴雨掉下來，滴到我眼睛，會不會感染愛滋？」羅一鈞知道，民眾是真心感到困惑和恐懼才會發問，一時之間若得不到答案可能會輾轉難眠，這也是愛滋宣導必須續行不輟的原因。
退役10年之後，羅一鈞重返馬拉威姆祖祖中央醫院，拜訪當年的老朋友，沒想到這10年當中，一些朋友相繼過世了：醫師團廚師、女傭、醫院院長、院長祕書、內外科實習生等等。大多數的人都死於愛滋。「藥物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汙名化還是讓很多人不敢就醫篩檢。」一名倖存的非洲友人這樣告訴羅一鈞。
▲疾管署副署長羅一鈞也是本次武漢肺炎防疫國家隊的要角。（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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