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記者鍾志鵬/台北報導
▲ 蔣萬安在《台北 萬安》中自曝矽谷「失敗」經驗,讓他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圖/翻攝自蔣萬安臉書)
台北市長選舉三腳督戰況激烈,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在著作《台北 萬安》中自曝在矽谷的失敗經驗,被裁員以及重新出發的經驗。他說:「我知道失敗甚至比成功,會帶來更多人生的重要養分」。從舊金山同志大遊行裡,看見不同的美。市長就是城市的CEO,他的視野決定了這座城市的高度。
▲ 蔣萬安在《台北 萬安》中自曝矽谷「失敗」經驗,讓他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 (圖/翻攝自蔣萬安臉書)
《台北萬安》我不怕挑戰 「芭比Q了」經驗是養分
我是蔣萬安,二○一六年以前,大家對我的印象除了是「蔣家後代」以外,多數人並不知道我是誰。還記得第一次參選立法委員時,太太舫亘陪同我到雙連市場掃街,我們兩人的胸前,都別著一張臨時用A4紙列印出來的「蔣萬安」自製名牌,沒想到攤商阿伯認錯人、對著我太太說:「喔,原來你就是蔣萬安。」這下尷尬了,原來阿伯連我是男是女都不清楚!
現在不一樣,戰戰兢兢走來,我已經擔任超過七年的立法委員,回台定居的時間已經超過赴美的時間,擔任立法委員的時間也已比當執業律師的時間更長。
▲ 蔣萬安在《台北 萬安》中自曝矽谷「失敗」經驗,讓他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圖/翻攝自蔣萬安臉書)
我已經漸漸習慣被路人要求合照,或者偷偷拍照上傳社群寫著:「捕獲野生蔣萬安!」雖然知名度大幅提升,但是我一直覺得大家不是很了解我。很多人試圖在我身上貼標籤,比如「天龍國王子」、「靠爸政二代」⋯⋯等等,我通常不多加爭辯,因為屬於我的標籤,怎麼撕也撕不掉;不是我的標籤,要貼也貼不上來。我的理想與藍圖,姓氏並沒有幫上什麼忙,我能當上立法委員,更是民眾投下一張、一張選票換來的。
唯獨一件事情我有點介意,那就是每當我說起人生中那些「芭比Q了」的時刻,大家總是很意外。
▲ 蔣萬安在《台北 萬安》中自曝矽谷「失敗」經驗,讓他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圖/翻攝自蔣萬安臉書)
蔣萬安談矽谷經驗:勇敢築夢,不怕失敗
台灣人不太喜歡談失敗,也很害怕承認自己失敗。所以我想在這本書的一開始,先聊聊我的失敗史。
我在美國賓州大學取得法律博士學位之後,前往西岸加州工作,我的公司是矽谷最大律師事務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WSGR)。那時,為了順利在工作的第一年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我經常背著睡袋在辦公室過夜,以便在繁重工作結束之後,趕快把握時間焚膏繼晷地K書。
事與願違,第一年的律師資格考竟然落榜了。當下我非常難過,因為我的同學或周遭同事,不少人都非常厲害地一口氣就通過了。而且,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除了質疑自己的能力,我也很擔心這件事會影響主管與同事對自己的看法,甚至害怕會讓自己在事務所的工作不保。
「別擔心,我們不會期待你一開始就是SUPER STAR(超級明星),而是看你的長期上升曲線。」我的主管、也是事務所合夥人這麼對我說,他還順道爆料,隔壁事務所的知名合夥人就是從我們事務所出去開業的,他連考兩次都慘遭滑鐵盧,直到第三次才取得律師資格,如今事業不也是風生水起嘛!
▲ 蔣萬安在《台北 萬安》中自曝矽谷「失敗」經驗,讓他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 (圖/翻攝自蔣萬安臉書)
蔣萬安在金融海嘯中被裁員 重新找到工作從專業從未被質疑
在主管的鼓勵下,好幾個跟我一樣在資格考中落敗的同期菜鳥,我們組成重考團隊,互相鼓勵檢討,也參加讀書會,彼此分享線上課程訊息。後來我慢慢發現,在矽谷真的沒人在意你失敗過幾次,甚至後來我在金融海嘯中被裁員,又是更大的一次打擊。不過,重新找到工作之後,也從未有人因此質疑我的專業。
或許,這與矽谷人勇於築夢的風氣有關。矽谷從來不缺一夕致富的創業神話,在餐廳、咖啡店,隔壁桌的話題十之八九與創業有關,大家都在談自己的點子、談誰誰誰又向投資人募到了多少錢。
新創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同時,也有許多團隊宣告失敗,在矽谷,九成的新創公司無法撐過三年,但是不會有人覺得失敗是件嚴重的事,矽谷人把挫折與失敗視為家常便飯,也鼓勵每個人從失敗中站起來、吸取教訓重新來過。
這種擁抱失敗的心態激盪出矽谷的突破與創新,Google 鼓勵員工實驗、試錯、創新,Facebook 內部則鼓勵讓失敗來得更猛烈一些,Tesla(特斯拉)更開宗明義在員工手冊上寫著:「政策與規定是用來告訴你底線在哪,告訴你可以變得多沒用且不會被解雇,但那不是我們。」但凡法律沒有禁止的事情,矽谷都鼓勵你恣意嘗試,因此,即便失敗率超高,矽谷的新創公司依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 蔣萬安在《台北 萬安》中自曝矽谷「失敗」經驗,讓他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 (圖/翻攝自蔣萬安臉書)
「我知道失敗甚至比成功帶來更多人生的重要養分」
我很感謝自己曾經在矽谷生活、工作,知道失敗甚至比成功帶來更多人生的重要養分。尤其我的成長過程可說是一路順遂,如果沒有在異國求學、落榜、失業的打擊,我恐怕會成為一個傲慢而無法苦民所苦的人。也因為知道失敗並不可怕,面對從律師轉戰政壇的抉擇,我才能挺身而出、接受挑戰。
但是在台灣卻是相反,法律規範之外的事情,大家都不敢嘗試。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許多勞工朋友的經濟受到影響,政府雖然有編列紓困貸款預算,但無奈僧多粥少,一開放申請就立刻爆滿。
我建議是否可以彈性調整,開放提前申請勞保貸款,協助還沒獲得貸款的勞工朋友解決燃眉之急,但勞動部卻回絕了,理由是:「過去都是年底才開放申請隔年勞保貸款,不宜挪動。」
加州政府協助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年輕人 不至於在金融海嘯中滅頂
同樣面對大環境衝擊,二○○八年金融海嘯讓美國經濟受到極大衝擊,不過加州政府的動作就很彈性,除了既有的失業津貼,也祭出許多彈性策略,比如針對各族群的房屋首購優惠、房貸可抵地價稅、中產家庭提高當年免稅額、發給僱用社會新鮮人的企業薪資補貼,或是提高最低薪資,協助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年輕人,不至於在這波海嘯中滅頂。
哎,我在心裡嘆了口氣。台灣的社會氛圍傾向防弊勝於興利,雖然不會出錯但也容易止步不前、錯過創新發展的機會。
也難怪,過去七年,台北市的人口數從二七○萬人跌至二五○萬人,足足流失了二十萬人,市容垂垂老矣,漸漸失去往日的活力與朝氣。很多人告訴我,好希望台北市能重拾往日的榮光和風華。
▲ 蔣萬安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圖 (左二) 為小蔣萬安與父母跟姐姐。 (圖/天下雜誌提供)
▲ 蔣萬安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圖 (左一) 為少年蔣萬安與父母跟姐姐。(圖/翻攝自《蔣家門外的孩子》)
國際級城市的高度:獨立思考,多元包容
有一年,趁著立法院休會期間,我帶著全家人到矽谷度假。我們拒絕了各方行程邀約,請好友鱸魚幫忙安排了一趟太平洋屋脊的徒步行程、並到渺無人煙的高山湖泊區划獨木舟。
鱸魚是個充滿智慧的人,他在矽谷工作生活二十幾年,對矽谷文化有著深刻觀察。前陣子他還出了本名為《異類矽谷》的書,生動幽默地述說矽谷的各種美好與荒謬。老實說,看完以後我有點慶幸自己早一步離開矽谷,受極端氣候影響,現在的矽谷不僅房價高、交通塞,每年還會面臨森林大火的威脅,鱸魚的家還差一點成為必須撤離的災區。
美麗的湖泊當前,我們天南地北聊著,我提到了從美國返台後感受到的各種差異,其中包括了「台灣人很怕犯錯」,並且從這個話題延伸到台美兩地教育制度的不同。鱸魚的孩子從小在美國出生長大,接受蒙特梭利教育法與美式教育,他說,美國教育非常重視獨立思考,學生與老師之間沒有階級的差異,可以很平等地交流提問,孩子從小就被鼓勵突破框架發揮創意,長大後自然也不害怕失敗。
矽谷人不怕犯錯 還有矽谷的多元與包容
那趟旅行,我們聊了許多。除了矽谷人的不怕犯錯,還有矽谷的多元與包容。矽谷擁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技術移民,以前我事務所的同事有印度人、英國人、日本人、台灣人,以及相形之下反而像是少數民族的美國白人。矽谷尊重人與人的差異,比如鱸魚曾經待過的一個部門裡,大家從來不覺得穿著迷你裙上班的男同事有何特別。
舫亘提起我們一起去參加舊金山同志大遊行的趣事。同志大遊行是舊金山一年一度的盛事,每年都帶來上百萬人次的參與人潮。舉行活動的那個週末,卡斯楚街附近會掛起巨大的粉紅色倒三角旗幟,遊行前一晚會有封街活動,馬路上有DJ隨興地播放音樂,來自世界各國的男男女女飲酒狂歡,替隔日的遊行暖身。
▲ 蔣萬安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圖 為懷孕中的妻子石舫亘挺大肚子為蔣萬安拜票。(圖/翻攝自蔣萬安臉書)
當我們溫柔包容彼此的差異 世界的美可以超出我們想像的範圍
我們去了好幾次,第一次看到上千名女同志們騎著重型機車進場掀開序幕,氣勢真是震撼不已。參與遊行的數百支隊伍,或許是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者、同志友好,個個都自信滿滿地打扮成自己喜歡的模樣。
特別的是,在台灣,政治人物泰半擔心踩到宗教團體的紅線而對同志議題敬謝不敏,但在舊金山同志大遊行裡,你可以看見議員、警察局長、總檢察長⋯⋯等政治人物高調參與,讓我真切感覺到,當我們溫柔地包容彼此的差異,世界的美可以超出我們所想像的範圍。
「你何不利用矽谷經驗,幫助台灣過得更好呢?」
「你何不利用矽谷經驗,幫助台灣過得更好呢?」鱸魚的一番話點醒了我。台北是我出生成長的城市,處處充滿了我的美好記憶。
二○一六年,我帶著期許進入立法院,要自己勇於擔任為正確事情發聲的「關鍵少數」,確實,我推動了許多法案,替民眾爭取更公平合理的權益,但身為一個在野黨立委,總有些窒礙難行之處是我所無法撼動。
回到家鄉生活與工作確實是一件快樂的事,但同時,我也對這座城市產生了更多期待。人的一生能做的事情有限,如果能夠替這座我深愛的城市,注入我曾見證並且浸淫其中的創新文化,讓更多人在這城市完成他們的夢想,那不正是我最想做到的事嗎?
讓每個「你」在台北發光發熱
二○一八年,確實不少人勸我把握機會競選台北市長,他們說,或許這場選戰沒有勝算,但絕對能夠替低迷的國民黨拉抬士氣,穩固我在國民黨「中生代接班人」的地位,穩賺不賠。
但我並沒有許諾,那時我的立委任期連一半都還不到,我沒有時間多想,也知道自己不能因為眼前出現捷徑就忘了自己對選民的承諾。
但二○二二年不一樣。經過立委連任選舉的洗禮,我鍛鍊了更完整的政治資歷,對於城市的願景也有更明確的藍圖。我是台北市民,我在台北出生、成長,我的妻子在台北創業,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在台北讀書、托嬰,我想要、也必須要讓這座城市變得更好。
▲ 蔣萬安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圖/翻攝自蔣萬安臉書)
市長就是城市的CEO 他的視野決定了這座城市的高度
二○二二年五月,我正式獲得提名,代表國民黨參選台北市長。市長就是城市的CEO,他的視野決定了這座城市的高度。我在世界一流的國際城市生活過,腦海裡有非常清楚的規劃,希望把台北打造成具有矽谷精神的國際級都市,並將矽谷的精神與價值落實在政策與法條之中,打造一個勇敢創新、不怕失敗、並且多元包容的城市。
過去,我們總是從整體規劃的角度,先把城市的框架設定好,再把民眾需求分門別類地擺進去。但我認為未來的城市發展應該反向而行,我們應該由下而上,從每一位市民的需求出發,重新思索,他們來到這座城市時,所懷抱的嚮往是什麼? 政府可以如何協助他們圓夢?
如果你是熱愛跳舞的人,希望台北能夠提供安全又符合專業的場地;如果你是創業家,希望台北市提供後勤支援,讓公司成為獨角獸企業;又或者,只是希望能夠成家、育兒、購屋,最基本但又重要的想望,無論你的身分是什麼、你心目中的夢想是什麼,台北就是成就你發光發熱的舞台。
▲蔣萬安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圖為小蔣萬安與母親。 (圖/翻攝自蔣萬安ig)
台北的價值是在市民所創造出的光與熱中 閃閃發亮
如果每個人都能在台北實現他的個人價值,卓越的個體形成卓越的群體,卓越的群體,自然會形成一座卓越的城市。台北的價值,是在市民所創造出的光與熱中閃閃發亮,而不是出現在市長的演講稿、白皮書、與媒體報導之中。
我是台北萬安,或許你還不太認識我,也或許你認識的是各種「標籤」下的我(笑)。希望你來聽聽我的故事,以及我對這座城市──台北的想望。
▲蔣萬安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 (圖/天下雜誌提供)
本文撰寫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蔣萬安著作之《台北 萬安》
▲ 蔣萬安明白站在世界高度的重要。(圖/翻攝自蔣萬安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