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飛帆／為什麼三一八能翻轉台灣政局？

圖／林敬旻攝影

撰文／林飛帆（新新聞）

三一八運動過了兩周年。接到《新新聞》邀稿時，我人正準備前往歐洲，參加三月十五日歐洲議會友台小組與丹麥友台團體Taiwan Corner主辦的「台灣——成功活躍的民主」圓桌會議。出席的除了來自台灣的幾位講者〈民進黨與國民黨各自有代表出席〉，還包括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議員、歐盟外交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美國駐歐盟官員，以及法國、英國研究台灣的學者。

巨大的運動能量從何而來？

據聞，這是三年來歐洲議會第一次舉辦台灣民主的研討會。而時間點正好對應著兩年前的三一八運動。

這兩年間，台灣政治劇烈轉變，兩次大選把國民黨打得體無完膚，連像樣的黨主席都難以產生。公民社會對於國民黨的全面否定和厭惡，造就了民進黨重返執政和國會多數黨首次輪替的機會。而台灣政黨政治板塊的位移和翻轉，甚至出現許多新角色〈players〉，這些都是國際社會感到好奇的。

我想，站在公民社會角度出發，去提醒國際社會應該更注重台灣公民社會的意見，而非像過去一樣只在意中國的反應、或者台灣兩大政黨的政治態度，此刻是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回顧三一八運動當下，沒有人敢肯定民進黨將會在2016年重新取得政權，更不用說能預測國會將過半。如果有，大概也都是事後諸葛。台灣政治劇烈轉變，三一八運動毋庸置疑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但真正的問題是，為何這場運動具有翻轉台灣政治的能量？只是因為占領國會？或者因為動員了五十萬人以上的抗爭？

命運不再寄望由任何政黨決定

占領國會與五十萬人上街集會，當然影響重大。但是這兩個行動都只是「果」，重要的是它之所以發生的「因」。

在三一八運動當下，在公民團體與學運團體內部普遍感受的氛圍是，民進黨就要放棄抵抗了。當下兩黨的激烈對抗，會跟過去許多議題一樣，經歷一陣「陣痛」後草草了結。最終，要過的還是會過。那種感覺很深刻，就是在沒有人能夠幫你的時候，你必須自己做一個負責任的人。對自己負責，對你的土地負責，對你的家鄉負責，對你的理想負責，而且命運是不會自己改變的。

對於兩黨的不信任與疑慮，與對於自己命運的決定權不想再寄於任何政黨和政治領袖，那是三一八運動發生的關鍵原因。當然，三一八的起因還有許多。有些人以為，服貿之所以引起民間廣泛的反彈，純粹是因為反對中國，或者因為堅持民主，但這樣的理解其實有點狹隘。

運動匯集新世代三大面向擔憂

這場運動之所以引起廣泛的參與跟回響，其實也象徵著我們這個世代所面臨的問題，已然不如1990年代以國民黨為主要敵人那樣的時代。

我們來到問題總和的時刻，你不能只回應中國因素，而不處理台灣國內部民主憲政制度跟人民期待相扞格的問題。更不能只喊著打倒國民黨，一面卻放任它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持續運行。我們也不能只反對兩岸服貿協議，而不注意全球性自由貿易協議或區域經濟整合可能對台灣帶來相似的問題。

三一八運動，是結合了對「民主憲政制度被破壞」、「中國以經逼政綁架台灣」、與「對自由貿易造成的不平等」種種擔憂的集結。

總的來說，對於既有政黨的不信任，與對諸多現況的不滿並期待改變，是三一八運動之所以爆發，也是三一八運動之所以對台灣政治有深遠影響力的關鍵。具體而言，台灣走到了國家認同問題已逐步消弭，台灣做為主權獨立國家以及「我是台灣人」的共同意識也已成熟。

剩下的，就是如何讓這樣的意識，落實在我們的憲政與民主體制中。而愈趨加大的貧富差距，與過去幾年經濟發展策略依靠中國和部分政商資本的模式，也已經透過選舉被人民否定。如果新政府讀不到人民對解決這些問題的期待，很有可能再次被取而代之。

是的，這些問題都不會自動解決。更不會因為換黨執政就解決。如果，即將上任的新政府對於憲政改革、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仍然採取保守的態度跟策略，短期內，看似會獲得部分資本家與某些國際強權的青睞；長期而言，則很難避免遭逢人民的再次挑戰。

公民社會成熟取決於對政府的監督

不過，公民社會並非一直處在強勢位置。以三一八為例，公民社會的反抗是在一次難得的機會中取得決勝的條件跟位置。這背後，當然是過去好幾年內公民社會前仆後繼，不斷反抗所累積的成果。如果對於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全面性的改革有所期待，公民社會也得時時刻刻做好準備。

這兩次大選之前，我時常被問到，台灣公民社會是否成熟？我的回答千篇一律，台灣公民社會是否成熟，取決於人民怎樣監督新政府與新國會。

台灣的民主經驗相當短暫，三十多年的民主化，我們好不容易走到第三次政黨輪替與第一次國會全面輪替。台灣人民對改革的期待和想望，促成了民進黨第一次的全面執政。我不知道，民進黨的朋友們會如何理解這樣的期待。但我很確定，台灣人民不會輕易放棄這樣的機會。〈作者為島國前進發起人、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更多文章請見1516期《新新聞》，或參考新新聞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