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台北市政府提供
撰文／暗黑小當家
繼月初有綠營議員遭檢舉詐領助理費，近日再度傳出藍營議員疑似涉及詐領弊案，因此至少在這件事的立場上，大家可以不分藍綠的討論。放眼全台灣各級機關，過去因涉及詐領助理費遭判刑的民代們其實不少，像是高雄市議員顏曉菁、前台中縣議員黃秀珠等，甚至去年初曾發生過20位議員集體遭起訴判刑，震驚政壇。
助理費到底有什麼魔力，能讓不少民意代表猶如飛蛾撲火般以身犯險？
筆者有幸曾在台北市議會服務過一段時間，對於「議員研究室」的運作略有了解。首先要說明的是，詐領助理費只能算是小魚，真正的大魚還看不上這點錢。一個月24萬的助理費雖說不少，但實情是議員很難全部洗出來，因為終究還得花錢請真正的助理，做牛做馬做門面，而議員透過詐領入袋的錢，可能一個月也就幾萬塊，相較大魚從工程、包案賺的數百上千萬，真的只是小意思。
不過詐領助理費相較於在外面喬黑錢，還是有以下優勢：
一、收入穩定
法定1個月24萬的助理費並非由各議員統籌分配，而是要助理向議會行政單位提供身分證及銀行存摺影本，再由市府直接撥款至助理帳戶。但這樣的制度對於有心詐領的議員而言，只要準備一張其他人的身分證，外加一本存摺，每個月就有穩定的「額外收入」，只要這個提供身分證的人還活著，就可以爽領到下次選舉。
二、方便隱密，難被抓
一般政府部門長官若想找親屬來底下工作，還要考慮社會觀感，但議員找助理完全可以由家人擔任，舉例來說（僅是虛構，若有雷同純屬巧合）先聘請一個親人當會計，處理研究室財務，再請另一位親朋好友提供身分證、存摺，而那位朋友每月抽「傭金」，剩下的錢如數奉還，只要你不說我不說沒人知道。
三、就算被抓，「詐領」與否難界定
就算今天檢調追查，發現一位議員疑似用人頭浮報助理費，但這位議員還是可以到案說明，辯解「人頭」是在其他地方幫忙做選民服務，平常雖不在研究室或服務處，但確實「有在做事」，儘管所做的事說白了就只是幫議員把錢洗出來，法律還是很難去追查到底「有沒有詐領」。
如果被抓機率這麼低，怎麼還時常看到詐領助理費的新聞？
是啊！這麼難抓竟還常看到，那麼就不難想像沒被抓到的有多少。一般來說被抓到有幾種可能：
一、找來的「人頭」太離譜
例如一位高雄市議員的助理卻住在台北市，或是這個助理經調查後發現年紀實在太大、久臥病榻失去行為能力等，這樣的情況下要說這個助理有確實在工作，實在難以服眾。
二、被有心人士爆料
例如議員跟人頭不小心鬧翻了，或底下其他對薪資待遇不滿的助理發現人事有異，憤而跳出來舉發。
三、檢調感覺到不單純
議員研究室常常會有調查局的同仁來「串門子」，他們說好聽是來聊聊天、關心輿情，但實際上就是來蒐集情報，看能不能從助理口中套出些資訊，或是其他辦公室的「八卦」，對有經驗的幹員來說，從觀察對答者的神態舉止，不須皺眉就可以發現案情單不單純。
堂堂一個議員卻詐領助理費，難道不覺得羞愧？
說實在，可能真的不會。
直轄市議員每月除了可領十二萬多的研究費，另外可領「為民服務費」二萬元，這還不包括其他像是出國考察補助、健檢補助等福利，也沒有算上開議期間的出席費。照理說待遇相當優渥，怎麼還會把腦筋動到助理費呢？
原因就在於部分民代有一種觀念：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
就像上述的「為民服務費」，依規定民意代表應該將其支出在「為民服務」，但大部分議員會將這筆錢看成「收入的一部分」。同理，助理費就是要花在請助理，以增進民代的問政品質，但仍然會有人覺得這是該他應得的收入，當這些現象越來越普遍，最後就演變成「陋習」。當議員把這些錢看作是自身應得，那麼不僅僅是貪心而已，同時也顯現出民意代表法治觀念極度偏差。
議員詐領助理費，是誰的損失？
除了辛苦工作納稅的公民，還有一群人因為這樣的「陋習」受到莫大損失，只是鮮少有人在意，這群人就是那些為議員、為市民做牛做馬，工時超長且沒有固定休假的議員助理們。對於不敢貪大錢又想多賺一點外快的議員來說，只要助理越少、助理薪資越低，自己就賺越多。
一個月24萬的助理費，根據現行制度想要洗出來實在太簡單容易，被抓的風險相對很低，而議員對助理就形成一種資方對勞方的剝削，最荒謬的地方在於這個資方甚至不是自己出資，而是挪用公家的錢。
納稅人的錢被自己選出來的無良議員詐領，肯定會有種人財兩失的感覺，但其實為了監督政府施政，這24萬的助理費根本還嫌少。對於民眾來說，應該關注的問題不在於損失的稅金，而是這些錢如果花在正確的地方，能夠產生的監督以及問政價值。
當民意代表為了貪圖這些助理費，把真正會做事的助理一個當兩個用、延長他們的工時且要求他們減少休假，助理就成為名符其實的血汗勞工，也間接導致問政品質持續低落，不禁令人感嘆議員諸公整天把「浪費公帑」掛在嘴邊批評市府，其實自己才真的是把公帑浪費的徹底。
但是對於抱持著「選上爽四年」的民意代表來說，又怎麼會在意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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