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羅立芸／專題報導
▲安樂死的概念，可能與傳統價值觀和醫學倫理不盡相同。（圖／記者戴華辰攝影）
安樂死已在部分歐美國家行之有年，但在台灣仍未有共識。專家指出，安樂死的概念，不僅挑戰傳統價值觀，同時也可能對醫學倫理造成衝擊。台灣需不需要安樂死？還需要進行社會溝通。
「不管說宗教的信仰，還是百善孝為先的概念，其實會有在文化上需要做社會溝通的部分。」時任立委的邱臣遠，當時為了推動《尊嚴善終法》，聽取各界意見。他認為，當安樂死的概念碰上宗教或傳統價值觀，時常顯得扞格不入。此外，這樣的做法也與目前國內多數醫師所受的教育相違背。「醫界的回饋是說，如果醫生變成有義務結束病人生命的話，除了對他們本身的認知有很大的衝擊之外，也會改變大眾對醫療倫理的理解。」
社團法人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理事長彭湛歡，也點出曾尋求協助前往瑞士的患者，遲遲沒成行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我們遇到的想法都是自己想去做，但是會有一些宗教的考量，還有一些家庭的問題，導致一直沒有辦法遂行他的意願。」彭湛歡指出，病人的醫療審查和倫理審查，均由瑞士醫師負責，他們會多次評估患者的身體狀況和個人意願，確定與本身的家庭和經濟因素都無關，才會考慮放行。
「之前有一部分討論安樂死的聲音會講到說，因為患者的病情，造成家人或照顧者很大的經濟、生活上的壓力，所以希望能夠有這一條路去幫助患者和家人…但是，100%遂行患者個人的自主意願，才是真正的人權。」有鑑於外界對於安樂死強調的「死亡自決權」較不熟悉，彭湛歡表示，協會成員還是會確認患者跟家屬必須達成一致協議、簽署書面證明後，再進行後續的協助。
選擇死亡到底是不是一種權利？目前仍有歧見。「以權利宣告的方式，會達到某種的鼓勵作用。你想看看，你的兒子或孫子跟你說，現在有這項權利了，你可以好好選擇一下，你會有什麼想法？」臺大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主任孫效智認為，死亡自決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它應該是被社會在例外情形下包容，而不應該是變成死亡的正常管道，否則會惡化整體社會。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緩和醫療科主任蔡兆勳則認為，透過藥物介入讓生命終止的方式，患者是不是真的「安樂」得打上問號。「我們不希望病人含恨、含怨而終，病人那麼樣苦痛，需要用最害怕的方式來解除他的痛苦，那內心會平和嗎？家屬看到這個情況會安心嗎？到底要支持他呢？要反對他呢？都很痛苦嘛！」他認為，應全面檢視當前的安寧緩和醫療，針對不足之處改善加強，安樂死的需求就會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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