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Z／換日線Crossing
「出刊時他（陳啟禮）原本對我期待甚深，交代屬下要多買雜誌，後來看到他屬下傳真去柬埔寨的報導，十分失望，認為我仍著重在他過去的事，不寫他的諸多善行，就不買雜誌了。」──董成瑜《華麗的告解》（2016）
我走在空無一人的小巷，路燈一盞走過一盞。滿腦子想著剛剛跟受訪者的訊息來往，感到既傷心又無奈。
他語氣誠懇的問我，某些內容「是否可以不要寫」。
他仔細地說明他的顧慮，我也努力與他溝通，嘗試說服他不要多慮，然而我們最後仍沒有達成共識。
▲情境示意圖。（圖／攝影者Matt Chan, Flickr CC License）
記者與受訪者的立場矛盾
我想起資深人物記者董成瑜在《華麗的告解》一書中說，如果受訪者稱讚她寫得好，她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太討好，失去了觀察力與判斷力。老闆黎智英也常跟她說，不要寫公關稿討好別人。
記者應當要有自己的看法：一個好記者，通常清楚知道他想要怎麼呈現一個受訪者，帶給讀者什麼樣的資訊。要寫小人物的奮鬥、還是大人物的日常，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呈現方式。
受訪者最理想的狀況，是忠於事實，誠懇、真實地敘述自己的經驗和觀點，並且信任、尊重記者的提問和解讀，否則寧願不接受採訪。
然而，這兩方人都有不同的「變形」，使得這原本應當和睦的關係產生了扭曲：
把東西快狠準問完就閃人的、一篇報導開價多少不然免談的、激怒挑釁得到獨家的記者，讓同行辛苦累積與讀者之間的「信任」毀於一旦。
受訪者方面，有人會想要影響記者，利用報導為自己的形象加分；有些人想要強調特定面向，並且掩蓋其他事實；有些人雖然沒有想要透過報導獲取利益，卻認為給記者採訪是「做人情」，自己應該要擁有左右內容的權利。
不論如何，只要受訪者和記者的出發點、想法不同，就很容易對記者的報導感到不滿──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不是太輕描淡寫、就是太誇大其辭。
受訪內容能不能給當事人過目？
舉一個記者與受訪者立場矛盾的常見例子，便是「專訪內容可不可以在發布前，給受訪者先看過？」
一般來說，為了避免為受訪者背書的爭議，不論媒體記者、獨立記者的文章，都盡量不會在發佈前拿給受訪者過目。除非是牽涉到事實，為了避免記者筆誤，會請受訪者確認──有限度地擷取引言的片段，讓受訪者看看這些話在重整後，是否有違反原意的地方。
現在記者採訪通常會錄音，除了方便記者照原話寫稿，不靠筆記拼湊二手資訊，也是留下訪談證據，避免日後爭議。
不給當事人看稿的一個風險，是記者本身誤解受訪者原意、或者不熟悉專業知識，報導刊出錯誤資訊。另一個風險，則是受訪經驗不多的人，不小心忘記注意自己的發言，而說出「不想被寫出來」的話。
尤其碰到訪問技巧好一點的記者，人很容易著了魔一般，掏心掏肺地全家大小事都跟記者講，事後才大夢初醒發現被「洗劫」了。因此，這時候記者就應該要看對象，判斷他下筆需要「嚴厲」到什麼程度。
若為了避免以上風險，給當事人看稿，卻又有另一種風險：就是當受訪者對內容不滿意，叫記者改稿，記者不願意改，當事人反過來「黑」記者。
事實上，就算沒有事先看稿，當事人事後對報導不滿意，也可能訴諸存證信函、威脅恐嚇、封殺或提告等各種手段。尤其沒有組織的力量保護，單一記者很難獨力承受。
黃肇珩女士從事新聞工作逾二十年，在自傳中提到她如何保護下屬：她任職中央社時，曾被三位政府官員聯名「請喝咖啡」，想要套出是誰洩漏了機密名單給記者，她的回答只是一貫反問：「這份名單正不正確，如果不正確，中央社一定更正。」讓想要套話的人洩氣而歸。
新聞各線分工，避免四面得罪
記者應該是不怕得罪人的：調查真相、揭露弊案、臧否公眾人物或針砭國家時政，若怕因此得罪人，哪裡還有水門案、希拉蕊電郵案、朴槿惠下台？
然而，記者也是很怕得罪人的：因為沒有人就沒有消息來源。沒有人的信任與協助，記者不可能穿梭在政府高官、商業高層中間取得行業間最重要的資訊。如果沒有立法院朋友的幫忙，記者要怎麼知道這次議會討論了什麼？沒有朋友的介紹，要怎麼知道哪裡正在舉行最前端的科技發表會？
董成瑜說，黎智英之所以會把「人物專訪」做成獨立的一個「人物組」，是為了不讓各線記者害怕得罪消息來源而不敢問。黎智英的分線，彰顯了大媒體專業分工的價值：記者專注在他的線上，培養該領域的專業知識與相關人脈，交給讀者可靠消息。
而這個過去主流媒體中較少見的獨立「人物組」，其「消息」就是人的故事，目標是撇去各種利害關係，僅忠實紀錄這個人物的真實面貌。
然而，作為一個半入行的菜鳥，我沒有把握自己可以用「記錄真實」的理由，主導文章到什麼程度。尤其人物專訪的內容牽涉到活生生的人，更要小心怎麼處理才不會傷害到對方。
我很明白，文字如劍，可以救人，也可以殺人。這個時候的我就像是實習醫生第一次拿起手術刀般惶恐不安。
但如果不能克服這份惶恐，退縮在零風險的範圍裡，甚至以自己的傳播力量當作商品，向受訪者賺取佣金，那新聞就再不是新聞，而是廣告了。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電影中，警察對人民開槍的時候，德國記者辛茲彼得一直沒有放下攝影機。就算便衣警察把槍指著大學生當人質，他也沒有交出攝影機。人們哭著跪著求他：記者先生，你一定要把這裡的事情帶出去，讓外面的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幾乎哭了一整場電影。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電影中記者辛茲彼得一直沒有放下攝影機，紀錄光州革命。（圖／翻攝自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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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何想不開要當記者？」──不願隨環境沉淪，「獨立記者」是答案嗎？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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