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新聞網駐日特派/潘彥瑞
2月22日下午,巴士緩緩爬上福島靠海的一處小坡。那兩天東西南北跑了快十個行程,聽了八場簡報,你如果看過日本人做的「日式簡報」,就知道每次一報都是海量訊息,應該叫「海報」。每張投影片的資訊密密麻麻,像中學生考歷史地理做的小抄,怕掛一漏萬錯過關鍵答案那麼謹小慎微。然後,看現場、上巴士、趕行程,一路循環,當大夥差不多接近半暈車的時候,來到這個小坡上。
▲反應爐前偵檢器測到112微西弗/小時的數值。
越南、德國、澳洲、法國記者跟我,七八個駐日的外媒從小巴上下來,這次沒有進到簡報室。福島二月氣溫大概零度上下,海邊風大,我們被引導坐在一個像涼亭的地方,手上筆記本被吹得開花,有人資料被風捲跑。我心裡開始冒出火氣,在想為什麼要來這個高台吹風,看下面一望無際的黃土雜草地。簡報人這時登場,是剛才在浪江町公所上車的那位青田組長,他眼睛不大半臉橫肉,身材發福膚色偏黑。一般陪團採訪的官員通常一路微笑客客氣氣,青田桑不同,在車上一直沉默。他站在大風猛吹的高地邊緣,背景是下方一大片荒地,遠遠的岸邊有幾輛吊車施工。青田用手撐著,只秀出一張空拍照片,就沒別的了。不等翻譯透過耳機解釋,我們已經看懂是怎麼回事。
他給我們簡報的內容叫失去。空拍照片是海嘯前在這裡的家園,有學校、超市、郵局,阿公阿嬤家、公園和漁港;我們眼前看到這片沉默的黃土草地是現實,七年後依然大片荒蕪。那幾棟一樓被海水沖毀的教室,和前後牆已經撕爛像半具屍體的房子,孤零零剩餘幾戶在岸邊飄盪。它們失去左鄰右舍和人的生活呼吸,那一間一間被水流捲走的房子,今天像一顆一顆拔牙後在原位留下空洞的凹槽,是人都會意識到的那股不自在的記憶。
▲記者潘彥瑞於福島第一核電廠二號機組前。
青田桑說我們站的高地距陸面150公尺,離岸邊大概1.5公里。海水把平地上幾百棟房子沖毀,帶走村裡一百多人的生命。當時能倖存的人,就是拿命在和海嘯賽跑,要在海水把他們的體力吸乾前跑一公里半,爬上150公尺的高地,我們正站在這裡。如果從谷歌地圖看,岸邊到這裡的兩個小點幾乎重疊,只是因為時間和距離的微小差別,結果是上百家庭的生離死別。
西方記者比較直接,有人這時開口問青田組長,「你家在哪裡?」我心裡想不會吧…,沒想到他立刻往空拍照裡的海邊,一片房屋像迷你火柴盒堆的某條小路旁,用手清楚一指:「這是我家」。我們採訪的這個點,是福島縣浪江町一個本來有座漁港叫「請戶」的地方,它距離發生事故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只有不到十公里。在同業們圍著青田七嘴八舌的時候,我往外邊走去繞繞,想稍微看看這座「救命的山丘」。沒多遠先望見一大塊黑色石頭,題字是東日本大震災慰靈碑,轉到背面去看,它刻著一個一個罹難者姓名。我突然意識到,在這塊紀念碑後面不遠的台階上,似乎另外立著一小塊一小塊石碑,爬到一半才發現,原來這是一片墓園:那些在那次1.5公里的賽跑中挫慢了腳步,或游移不決,或因為回頭去找太太、媽媽、念小學的寶貝女兒,來不及跑上這個高地,而在海水吞沒前掙扎遙望這座小丘的人們…生命的最後被安置在這裡,靜靜的看著本來的家鄉。
▲浪江町青田組長手指照片裡已經消失的「家」。
想到這一些,一邊爬台階拍照一邊慢慢紅了眼眶。要不是剛好有NHK記者在附近拍攝,我大概忍不住哭出眼淚。回東京後查資料,才知道那個墓園叫浪江町大平山靈園,我不知道規劃的人是誰,但那種用心體會,解讀出罹難者生前最後片刻心思的意念,穿越災難跟生死兩界,保留在那座救命/ 遺憾的山丘。那種生者對死者不放棄的追憶,是地震或海嘯破壞不了的能量,木訥沉默的青田組長,只用一張照片跟場景,帶我看了至今震撼的難忘簡報。末了,他淡淡地說「如果後來沒發生核電廠事故,現在應該會不一樣…。」隱約透露著那場災難,七年前不只有人離開,七年來對生者仍是苦苦糾纏。
二月份我加入國際媒體組成的採訪團,兩次前往福島。去了當地重建的觀光蔬果園、漁港、輻射檢測站,進入第一核電廠走到發生事故的機組反應爐前,以及它所在的福島縣大熊町。在這裡到處可以看到偵檢器,跟LED螢幕顯示空氣中含多少微西弗劑量。因為主要道路周邊已經完成除汙,我們沒穿防護衣可以下車拍攝跟採訪,但稍微往旁邊小路去就會看到一處一處柵欄,立起警告標語阻擋去路,大熊町裡的大部分,還是居民無法返回正常居住的限行區域。
▲福島第一核電廠三號機組,圓形外罩下可以看到氣爆外露的壁面跟鋼筋。
不管日本或台灣,小偷總覺得「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在這裡,有一隻退休公務員們組成的阿公巡守隊,應運而生。核電廠發生事故後政府劃出汙染管制區,居民疏散離開家園,大熊町留下大片沒人居住的空屋。怎麼想得到這種地方還有「闖空門」,小偷跑進空屋行竊破壞睡大覺。所以五六個退休老先生找來一輛發財車貨卡,載著除草機電鋸滅火器等傢伙,開始在輻射劑量還不太安全的區域志願「維持秩序」。他們的故事經過日本媒體報導出過一陣風頭,堪稱日本最勇敢阿公,但我感興趣的卻是旁邊陪同採訪的另一位歐吉桑,大熊町課長志賀秀陽。
志賀桑的坦白讓我印象深刻。他在標準版鉅細靡遺簡報的時候,被老外問到,「除汙結束後你會搬回來住嗎?」「我會!」「你太太跟小孩會搬回大熊町住嗎?」「她們…不會。所以到時候,可能只有我自己會住這裡…。」臉上表情有點尷尬,歪著頭他掙扎著不太想說,但又不得不繼續講下去的樣子。因為太太跟小孩在避難的時候,運氣好跳上車順利逃走,但他們看到隔壁的老鄰居,後來卻沒有活著逃出來…。那個時空環境在有的人心裡像記憶黑洞,一靠近怕被吸進去又遍體鱗傷。志賀課長自己就是受災戶,家人心裡的傷痕比輻射還難消除。
大夥採訪完互相交換名片,他看到我是台灣來的記者,突然開始仔細問起前不久的花蓮地震,「台灣還好嗎?家人朋友都還好嗎?地震嚴重不嚴重…」跟一群老外記者站在一起,只因為是台灣人,而被更嚴重的日本311地震受災戶關心,老實說當下有點不知所措。後來遇到NHK的當地記者說,想聊聊這兩次福島採訪有什麼感受,想半天我講了自己本來最納悶的話題:雖然生命無價,不過其實花蓮這次地震論規模或經濟損失,都不能和311那次災難相比,為什麼福島人會不只一次,關心我們花蓮相對小的震災?我想,可能是因為那種感同身受的共通感,只有受災戶了解受災戶的痛。從每一次彼此遭遇,不分大小的失去和折磨裡,有種朋友共同經歷過,互相拍拍肩膀的「我懂你」的感覺。倖存者因為那些理解分享和面對,或許無形中能彼此鼓勵,找到繼續搏鬥的勇氣。
▲福島大熊町管制區。
這兩趟旅程裡其中一次,國際媒體記者們進到當年因為核災事故震撼世界的福島第一核電廠。我們只戴安全帽、口罩、手套,穿基本識別背心配偵檢警報器,站在那三座曾經發生氫氣爆炸和爐心熔毀的反應爐前。工作人員手持的檢測器螢幕顯示是112微西弗/ 小時,意思是我們如果在那裏站一個小時,身上的輻射劑量,會跟從紐約搭一趟飛機到東京累積的指數差不多。讓外國記者以平常服裝,只穿戴極基本的防護,走到反應爐前拍攝採訪十分鐘,東京電力公司想強調,經過積極除汙,核電廠內95%是安全活動區域,反應爐狀態穩定。3號機組預計今年中開始取出燃料棒,電廠外海水監測輻射值在安全標準以下,即使需要三十年、四十年,廢爐作業繼續按設定目標進行。福島縣政府也希望外媒了解,現在的輻射管制區範圍只占全縣面積的2.7%,縣裡絕大部分地方的偵檢值,和世界其他城市差不多,都在0.10微西弗/ 小時上下。
▲國際媒體採訪團在核電廠內著裝。
只是這個世界沒有那麼簡單。人天生有恐懼心理,網路時代永遠有撩撥恐懼的無盡謠言,輻射除汙跟「恐懼除汙」的工作,他們要努力多久? 最近因為工作需要,我在網路上看了好幾部英、美、日公共電視台製作的福島紀錄片,其中一段訪問讓人印象深刻。記者問一位核電廠工程師,事故發生時許多同仁冒生命危險搶救,最後終於控制住狀況,「你們認為自己是英雄嗎?」一個大男人背負的種種批評責罵壓力突然潰堤,他臉頰滑下兩行淚水,用英文回答:「福島是我們很多同仁的家…,我們絕對不認為自己是英雄…。」這時我想起浪江町遇到的青田組長、巡守隊阿公們跟大熊町的志賀課長,他們在事變發生後有沒有流過淚,或有多少淚是往肚子裡吞呢?
其實福島行讓我印象深刻的,不見得是當地輻射劑量數字有多麼高低。這個世界,不管攤開多少資料,都會有相對一邊的解讀跟高見。然而,那幾位站在家鄉土地生活的歐吉桑們,卻讓我目睹了超越數字和恐懼的生命力。福島男人身上,平靜的帶著那股救家鄉的堅定韌性,那種不放棄福島重生、不能被打敗的意志力。
▲福島縣的觀光番茄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