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楊少強／商業周刊
「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這是中國官方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期許。然而當局日前公布正式計畫，卻透露出「重規畫、輕市場」的訊號，這將是其未來隱憂。
重中央分配，忽視市場之手
粵港澳大灣區涵蓋11個城市，若獨立成國，將是全球前15大經濟體。過去區內各城制度不同，彼此交流受阻。中國國務院2月18日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畫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就是要加強融合。
但由此目標來看，《綱要》卻有2個問題，首先就是「重規畫、輕市場」。
在《綱要》裡，洋洋灑灑為各城市規畫逾20項未來產業，從5G、基因檢測、人工智慧、現代中藥到動漫，還要做綠色金融中心與生態城。美國《華盛頓郵報》就稱《綱要》是「中國的矽谷夢」。
但這種規畫卻難脫計畫經濟色彩。《綱要》裡出現「國家」兩字達66次，從「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級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各城市未來角色，已由中央分配完畢。但這種國家級的規畫，會有多少經濟效益呢？
中央為地方規畫未來，可看一個先例：水磨是中國四川一處小鎮，當地有超過60家水泥廠，煙囪林立是其特色。後來國務院開出藥方：打造成生態與文化旅遊區。於是高污染產業全被遷出，各種環保與當地歷史園區林立，一時盛況空前，2011年「五一」黃金週有7萬人湧入。
然而除了開幕第一年，遊客抱著好奇心到此一遊外，水磨人氣之後就開始下降。《南方都市報》稱當地最大飯店「龍門客棧」，老闆因生意太差，後來轉行去當保安。當地老街景況是「近半商鋪關門，人氣驟降，日陷寂寥。」
水磨失敗的原因是中央無視比較優勢，將自以為有未來性的產業，強加在地方身上。殊不知若水磨適合做歷史文化園區，商家早就做了，何須等中央下令呢？
一個人適合做什麼，是市場決定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評價粵港澳大灣區時就說：「不要規定哪個城市要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這應該是市場形成的。」香港、深圳如今榮景，也不是官員規畫，而是市場「無形之手」運作的結果。如今《綱要》為11個城市規畫未來，這種計畫經濟思維，對灣區未來只怕是不利的。
▲香港國際機場。（圖／Dreamstime）
缺地方首腦協調，難接地氣
《綱要》另一問題是「重垂直，輕水平」。大灣區涵蓋11個城市，卻不見這些城市首腦或企業坐下來互相討論，而是千里之外的北京下指導棋。《綱要》出爐後，香港《信報》創辦人林行止稱，香港全面「被規畫」、「被參與」，就反映這股憂慮。
這種垂直而非水平的規畫，可能有2個結果，首先是難接地氣。《綱要》列舉諸多發展項目，從發展智慧能源，到「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這是當地最迫切的問題嗎？
另一結果是上命難違。若大灣區計畫由各城市坐下來談，執行碰到問題，地方首腦地位相近，尚可互相協調。如今《綱要》卻由上而下，若有窒礙難行，是否有城市敢冒犯中央？
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目前最需要的，並不是中央規畫的未來產業，而是打破壁壘。粵港澳目前是2種制度、3種關稅，過去香港雖曾與中國簽署《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開放香港產品服務登陸，結果卻是「大門開，小門不開」，原因就是珠三角各城市皆有自己的制度壁壘。
例如醫師在香港，只要租個店面就可執業；但若到中國，須當地無人反對才可開業，這是為保護當地產業免於競爭。另外香港居民到中國銀行開戶，也面臨諸多限制。
倘若人、貨、資金、訊息不能自由流動，大灣區的融合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因此重點不在未來產業或大建高鐵，而是如深圳前副市長張思平所建議：把香港的自由貿易制度，擴大到整個大灣區，將其建設為全中國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這至少有3個好處，一是打破制度壁壘，區內資源完全自由流動，交易成本將大減。二來補貼與管制取消，可倒逼區內企業提升競爭力。三來自由開放的體制，可立刻接軌世界經濟。就如鄭永年說：「比起地理，我們更需要制度面的大灣區。」
規畫產業、造橋鋪路，這些都是易事，打破地方壁壘才是難點。「建有形橋易，拆無形牆難」，這才是決定粵港澳大灣區成敗的關鍵。
※本文刊登於《商業周刊》1633期，由商業周刊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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