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濁水（美麗島電子報）
在上一任民進黨主席任內蔡英文說兩岸政策的調整是民進黨邁向執政要走的最後一哩路。去年5月她重新擔任黨主席，大家便等著她告訴大家她怎樣領導民進黨走這最後一哩路。因此不久前她鄭重地宣布要召開中國事務委員會，不意外的，一些長期對民進黨的主權立場非常不滿的輿論界和學界人士在會前就持續警告民進黨再不改變主權立場，不但就不可能如國民黨一樣和中共建立「正常交流」關係，一旦執政還可能使「胡錦濤耗費十年建立起的兩岸和平框架崩解」，措詞非常嚴厲；但是在同時也有人建議在民進黨縣市長選舉在民眾強烈反中情緒而大勝的當下，應該以延續並擴大過去縣市長和對岸交流的模式為重點，沒有在主權立場上向國民黨靠攏的理由。（中央社—林濁水：民進黨兩岸政策莫隨民怨更激進）
（資料圖）
兩種意見南轅北轍。最後，在中國事務委員會會議中，民進黨宣布推動兩岸關係，「堅持國家主權、遵循民主憲政體制及維護台灣主體性」等於對須調整主權立場嚴厲警告的答覆；民進黨又宣告黨執政的各縣市都將建立「兩岸小組」，並進一步組成縣市聯合治理平台，則可見民進黨對擴大強化城市交流的策略早成竹在胸。
兩個意見一個從抽象的意識形態出發，汲汲於先建立兩岸間「高層」的「黨對黨」關係；一個從現實出發，焦點鎖定具體事務，要建立的是基層的「政對政」的關係。
民進黨將來的策略是不是要籍由由基層的「政對政」關係開始，為未來建立像國共一樣高層的「黨對黨正常交流關係」鋪路？雖然民進黨內一直有人努力主張國民黨有黨對黨的國共論壇，民進黨也應當爭取互相抗禮的民共平台，也因此對2014年張志軍來台跳過陸委會、國民黨直接和台灣民眾尤其民進黨市長往來大為激賞，認為民共平台已踏出第一步，但是在這次中委會中，民進黨對推動黨對黨的「交流升級」並沒有表示態度，只在會中強調，「堅持交流過程多元參與和機會平等、堅持交流成果必須維護公益和社會共享」，這段話是不是要延續過去民共平台也是機會平等社會共享的主張的意思，措詞很模糊。
開會中陳菊在介紹高雄市「兩岸小組」作法與經驗時特別提醒：「民進黨執政縣市和對岸城市交流時，應避免過度競爭，競相去同一個城市訪問，以防被中共統戰。」也因此建議民進黨各執政縣市組成「聯合治理平台」。
陳菊不要過度競爭的提醒和民進黨「聯合治理平台」的構想很實際。「聯合治理平台」設置的目的明白不過，無非是要大家儘量先尋求台灣內部的共識才北京交流，這原則其實也很應該做為衡量未來要不要建立像國共一樣高層的「黨對黨關係」的依據。
現代的民主政治，固然建立在政黨的競爭關係之上；政黨的競爭往往讓國家和人民得到最大的利益；但是政黨如果在涉外事件上過分的競爭，則無疑的，往往會造成對國家嚴重的傷害，有時讓有敵意的外國得到最大的利益；有時甚至還會造成國際性的傷害。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推動「國聯」組織，希望藉由《凡爾賽合約》的簽訂來規範國際秩序。但是政黨惡鬥之下國會拒絕簽署《凡爾賽合約》。這不只重挫美國國際聲望，也因此由於美國在國聯的缺席造成國際集體安全機制的缺陷，甚至一定程度影響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有鑑於《凡爾賽合約》事件的教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與共和黨的國會領袖范登保在聯合國、馬歇爾援歐計畫、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重大外交議題上的密切合作，建立了備受稱讚為「杜魯門-范登保傳統」，是兩黨一致外交創造世界和平的典範。於是相對於內政上的「黨派政治」(partisanship)，外交上的「兩黨合作」(bipartisanship)便成了美國政黨重要的行為準則。儘管此後有人檢討了由於兩黨過度合作，國家外交失去監督造成的一些弊病(如亞斯文水壩事件和越戰)，因此主張涉外政策不能只有政黨合作而沒有政黨監督，但是一般仍然認為在外交上的「政黨合作」原則仍然應該優先於「黨派政治」，這也美國外交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和可信賴性得到必要的保障。
1990年代民進黨剛從草莽走入殿堂，其中有一大半是白色恐怖時期被關的政治犯；而新黨懷亡黨亡國的孤臣孽子之志；至於國民黨也威權餘威尚存，三方都非常慓悍，但是行事卻都正派，知道外交上政黨合作這麽一回事。李總統時代，民進黨政治領袖出國訪問時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必認真協助。而民進黨雖然駡國民黨進行凱子外交，但在實質上卻也在外交委員會連同新黨和國民黨立委一起做成決議，主張：若在充分的國會監督下，外交預算應適度增加到總預算的3%。1998年正值李總統和北京關係最緊張時刻，民進黨市議員林滴娟不幸在中國東北被謀害，北京為了分化，要求民進黨派人前待處理善後但拒絕海基會，但民進黨公開宣布海基會是處理善後事宜台灣理所當然的法定代表。
這些都說明在1990年代朝野政黨都把「政黨合作」原則當作涉外事件的原則。但是這原則到了2000年後馬上由連戰帶頭毀棄。2000年陳總統邀請蕭萬長代表國家出席APEC會議，蕭本來要接受，但是連戰以黨主席身分嚴厲禁止；從此，國民黨一有機會就努力破壞政府的對外關係。台灣外交的「政黨合作」時代宣告中止，而國民黨則進入兩岸交往「黨先於政」，「黨先於國」的惡質時代：
2002年兩岸進行包機直航談判，國民黨立委為了「搶談判權」竟然跑到陸委會要求協商時台灣官員絕對不可以出席，幸好中共為了讓協議能被有效執行，表示台灣的海陸官員北京雖然不歡迎，但是台灣民航局官員可以用顧問名義上桌，談判才得以進行。2005年兩岸農產品登陸談判，國民立委又宣布為了避免出現中央對中央關係，政府不應該派外貿協會主談，應由國民黨控制的省農會主談。
到了2005年國民黨和中共簽訂《胡連公報》，雙方在公報中把這種兩岸交往「黨先於政」，「黨先於國」的精神進一步正式確認下來。公報共有五項共識，內容遍及雙方的政治、軍事協定，兩岸經貿、台灣的主權(注意不涉北京的主權)，台灣的外交空間(同樣不涉北京的外交)等等範籌，最後一項共識是為了處理上述事務，國共要「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
以黨領政是中共目前體制，也是國民黨建黨傳統，因此簽了這樣內容的公報，等於此後兩岸政策應由兩黨先商量出共識再拿回去由雙方政府執行。
國民黨這種兩岸事務黨先於政，黨先於國的作法不只造成民進黨政府在和北京談判時的許許多多的干擾，到了馬總統執政時期，也造成馬政府和連戰的黨中央的長期緊張關係，馬在受不了之餘自兼黨主席並無預警地撤換推動兩岸事務黨先於國先於政原則的軍師張榮恭陸工會的職務。
從這樣的發展過程來看，連戰建立的國共兩黨關係不只不是《聯合報》等所謂的「正常關係」，根本是一個涉外關係中絕無僅有的怪胎。
這樣，國民黨bipartisanship的「兩黨合作」對象是以飛彈瞄準台灣的中共，這絕對是人類政治史上空前絕後的荒唐事；不只是這樣，《胡連公報》五項共識開宗明義的第一項是「兩黨共同：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根本擺明了國共bipartisanship合作是要對付共同的「假想敵國」民進黨，這就更荒謬到極點了。而如今竟有人把這種荒謬的政黨關係當作「正常」的政黨關係還要民進黨跟著做就令人不勝駭異之至了。
假使看到國共這樣做，民進黨也要有為者亦若是地跟著學，那麽民進黨一旦執政，在兩岸事務上遇到國民黨跑到北京和民進黨低價搶標，或中共繼續做去年派張志軍來台探訪「民眾」對執政黨不滿的「民怨」，民進黨要做什麼感想？屆時國民黨若重溫在民進黨當年執政時聯合北京杯葛台北政府的舊夢，民進黨要反對還有什麼正當性？
分析到這裡，再回想到過去民進黨以國共論壇或國共高層會談為典範「爭取」民共平台的記錄後，令人不禁對民進黨在中委會中含義不清的「堅持交流過程多元參與和機會平等、堅持交流成果必須維護公益和社會共享」這一段話十分擔心。
事實上以「黨先於政」、「黨先於國」為核心架構的所謂「胡錦濤耗費十年建立起的兩岸和平框架」，一開始，的確提供了國共許多方便共同操作臺灣政局的空間。但是經過10年操作，他的副作用累積下來到了2014年，竟轉換成民眾在太陽花運動中呈現出來的令人驚心的反中情緒，這反中情緒更在1129選舉中造成國民黨空前的潰敗。這樣的強烈的反中情緒還將對未來的兩岸關係投下難以預料的變數。回顧這10的發展，尤其2014一整年驚心動魄的景象，現在已經是兩岸各黨政人士認真檢討國共兩黨「不正常」的「黨先於政」、「黨先於國」架構，重建一個正常的兩岸關係的時刻了。
最後，儘管中共基於他獨特的統戰原則，對台灣劃的線，無論是紅線綠線都是隨機浮動的，去年下半年對九二共識的反覆就是一個例子。《想想論壇—林濁水：【華山論劍】中共突然密集提九二共識，為什麼？》
因此未來，在過去北京對台灣民進黨執政縣市的交流能不能符合民進黨期待的一樣有進一步擴大的空間現在仍屬未定之局；但是民進黨設定現階段兩岸以城市交流為重心仍然是對的，健康的；而強調民進黨的縣市長不要為了和對岸交流而發生過度競爭現象也很正確。但是實在可以從民進黨市縣長不要彼此競爭以保護黨的利益，進一步把主張提升到同一個國家的藍綠政黨面對涉外尤其中共也要採取bipartisanship政黨合作的境界。民進黨既然一再強調要恢復創黨精神，那麼實在應該回到剛剛創黨的1990年代的正派風範，乘1129大勝利的勢頭，清楚宣布：
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以前跳過官方關係、建立黨對黨關係的作法，不值得民進黨羨慕，民進黨不會仿效。如果民進黨執政，將透過官方與官方關係接觸；中央執政前，將透過民進黨執政地方政府與對方接觸，或透過立委與對方接觸，黨不會跑到政前面更不會跑到國前面。民進黨將以重建台灣1990年代涉外事務bipartisanship政黨合作的規矩為目標而迎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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