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盧素梅／台北報導
前總統李登輝昨（30）日辭世，享耆壽98歲。曾在李登輝主政時代擔任兩岸密使的國安會前副秘書長張榮豐今（31）日在臉書發表長達7千字的長文追悼，他直指，現在證明李登輝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為台灣建立直接民主制度。尤其當我們看到港人面對「反送中」運動、「港版國安法」時，那種悲憤與無奈，更能明白李總統在政治上，為我們建構一個多麼有力的防衛武器──民主制度。
▲前總統李登輝、前國安會前副秘書長張榮豐。（組合圖／資料照、翻攝張榮豐臉書）
張榮豐並指出，李登輝主政時，終止動員戡亂體制，是台灣民主改革的第一步，這除了將國會選舉權還給人民外；在兩岸關係的意涵，是我方片面終止敵對態度，但此舉也可能帶來門戶洞開與中共操弄統、獨之爭。他也回憶他曾詢問李登輝如何處理統、獨問題，李登輝回應，「不會處理統、獨問題，因為沒條件。不只我這一代，到你們一代都不具備這些條件，不要浪費時間在這方面爭論」。
根據張榮豐對李登輝的近身觀察，李登輝包括面對國政夙夜匪懈，提早佈局治國如烹小鮮；重視田野調查，以及統計數字；重視溝通，善於傾聽反對者的意見；熱愛學習，隨時追求新知識；孰悉台灣國情。
他並表示，台灣半導體產業，歷經蔣經國總統時的奠基，在李登輝主政時茁壯。還有，李登輝支持政院推動全民健保，避免人民陷入殘酷的人性考驗。
▲前總統李登輝時代擔任兩岸密使的國安會前副秘書長張榮豐。（圖／翻攝自張榮豐臉書）
以下是張榮豐的臉書全文：
當獲知李總統過世的消息，雖知這是遲早要面對的一刻，但情感上還是百般不捨。昔日跟隨他的種種畫面，瞬間浮上腦海。這些情境彷如昨日，但一切已成追憶。我曾有幸追隨李總統4,000多個日子，有機會對他處理國政做近身的觀察，謹以此文紀念一位給台灣帶來民主與多項資產的總統。
一、初識李總統
對我而言他是長官，更是人生中的貴人與導師。1988年1月13日李總統接任大位，9月總統幕僚團開始運作，我被招募成為大陸小組成員，而得以初識李總統。剛開始由於我個性內向，所以除了和他初次見面的自我介紹，以及專業報告外，和他鮮少雙向互動，彼此也缺乏近距離認識。其後他獲悉我是最早進入北京、溫州、珠江三角洲......等地，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才開始對我有些印象。
二、要具體行動方案，不要標語口號
第一次對他有較深印象是1988年底，他在台北賓館設宴慰勞幕僚團成員。晚宴開始前，照例總統有個講話。讓我驚豔是內容沒有官樣文章，而是分享他在農復會、政務委員的經驗。最後要我們熟讀胡適1928年所發表的「名教」一文，他頗認同胡適對中國社會，習於將做不到的事，寫成標語、化為口號，來取代行動的觀察。希望我們給他的建議方案要具體可行，不要口號更不要標語。
三、政治家的前瞻與高度
1990年我從中經院借調到總統府，和李總統在不同場合互動的機會漸多，對他的治國理念、藍圖也有了更深刻認識。
政治家的戰略高度與前瞻眼光，首先表現在能審時度勢準確掌握民心，選出驅動力（Driving Force）最大的改革切入點 ；其次是改革一旦啟動，能堅持理想排除萬難，毫不妥協的完成目標。
總統是國家戰略制定者，所以評價一位總統，首先看他執政願景，是否符合上述條件。其次看策略執行層次，能否處理既得利益者的阻礙，完成改革目標。
四、李總統的執政願景──民主台灣
記得天安門事件後不久，有個機會向李總統報告兩岸轉口貿易，以及雙方漁船走私的調查結果。
報告結束後，他問我有無問題？我問兩個最關切的問題：一是他會怎樣處理統、獨問題？二是他要把台灣帶往哪裡？
他回答：「不會處理統、獨問題，因為沒條件。不只我這一代，到你們一代都不具備這些條件，不要浪費時間在這方面爭論」。......「記住！我最重要是實現台灣民主化」。他還強調經濟上台灣早已不是Banana Country，只有民主化才有前途。這段短短的對話，描繪了他主政的願景圖像──民主台灣。
事實證明，民主化是聯鎖效應最大的改革切入點，因隨之而來的軍隊國家化，社會力解放所帶來的務實外交、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落實，以及透過對話來處理兩岸關係，都會陸續排到日程上。
五、曲折的民主改革過程，留給人民最有力的防衛「武器」
台灣民主改革過程的艱辛、曲折，50歲以上台灣人，應記憶猶新：二月政爭、野百合學運、終止動員戡亂、萬年國會改選、總統直選與委任直選之爭......等等，過程時而曲折，時而驚心動魄。
為順利修憲，李總統對老國代一一登門拜會，他曾被某資深國代拒之於門外，在雨夜中「罰站」十多分鐘才離開，這一幕真是令人難過得刻骨銘心。也有因民主化而失去既得利益者，在總統府前介壽公園的石頭，用紅色油漆書寫：「國奴當道，亡國之兆」，羞辱李總統。
面對改革的種種險阻，李總統並沒有退縮，他以基督徒的精神－「謙卑」、「冷靜」、「忍耐」度過各項難關，終於完成台灣的民主化。
現在證明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為台灣建立直接民主制度。尤其當我們看到港人面對「反送中」運動、「港版國安法」時，那種悲憤與無奈，更能明白李總統在政治上，為我們建構一個多麼有力的防衛武器──民主制度。
六、為罹難飛行員掉淚，軍隊國家化與禦敵於國門之外
國防建設方面，李總統就任不久，首先建立參謀總長任期制，讓軍中升遷管道暢通，以留住優秀人才。
其次隨著民主化進展，軍隊國家化的立法，也陸續進行以回應民意。1998年9月唐飛以參謀總長身份，赴立院備詢，邁出民意領軍的第一步。2000年1月，立院三讀通過國防二法，正式確立軍隊國家化、軍政軍令一元化、文人領軍的制度。
在建軍備戰方面，李總統主張善用海峽天險，持續更新機、艦裝備，刻不容緩。尤其空軍高空攔截機F-104已老舊，蔣經國總統雖努力向美爭取高性能戰機，但始終沒成功。每當戰機失事，李總統探望罹難飛行員眷屬時，總會難過到掉淚！認為讓飛行員擁有先進戰機，三軍統帥責無旁貸。
1992年8月中，李總統請宋楚瑜先生擔任密使赴美，持李總統親筆信拜會副總統奎爾，要求購買戰機。9月3日布希總統正式宣布出售150架F-16 戰機給台灣 。當天我正好在北京與楊尚昆主席會面，他特別針對此事，要我們轉告李總統：「你們從美國買F-16戰機，沒有必要嘛......不過台灣外匯多，你們的錢要怎麼花，我們也管不著」。
多年後有位中共前高幹，和我見面時有段評論，他說：「李先生主政後，民主化不只讓統戰難度增加，而且透過國、共談判完成統一也越來越不可能；另外強化海、空軍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比決戰灘頭高明得多」。
七、務實外交走出國門，對「台灣總統」稱呼，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隨著民主化帶來社會力解放，企業與民間要求走向國際的呼聲，就成為外交與經濟新課題。面對這項新課題，李總統希望國際社會，將台灣經濟實力與主權爭議，區別看待並採取務實作法。
1989年3月李總統接受李光耀總理邀請訪問新加坡，即是對務實外交的嘗試。他很清楚1971年後，中華民國就很難在國際上被公開稱呼。所以當被稱為「來自台灣的總統」時，他表示「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新加坡之行開啟了務實外交，但其決策過程充滿了新、舊外交思維角力。1988年底，李光耀正式邀請函由外交部轉呈總統時，傳統外交思惟的總統府秘書長，在草簽公文上竟建議李總統婉謝。後經總統辦公室親自過問，新加坡訪問才得以成行。此後李總統曾先後訪問過：菲律賓、印尼、泰國、約旦、美國......等無邦交國。
在務實外交帶動下，民間尤其是企業界在各國豐富的人脈，也協助政府開拓了各種實質關係。其中又以台、美、日直接溝通機制最為可觀，不只各方參與人員位居歷屆政府要職，產生影響也最為深遠。
經濟國際化方面，1989年5月郭婉容部長，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亞銀年會，是擱置主權之爭，落實經濟國際化的第一步。其後台灣積極加入國際經濟組織：1991年以「中華台北」名義加入APEC，1992年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義，申請加入GATT。1995年GATT改組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國開始與各會員國展開入會雙邊貿易談判，最後在2002年1月正式成為會員國。
八、李總統帶頭買科技股，拍桌保證穩定供電
國內經濟方面，台灣以IC為主體的技術密集產業，在蔣經國總統時代，下游封裝、測試已有堅實基礎，中、上游IC製造與設計，則正處於萌芽階段。
1980年台灣第一家積體電路製造商「聯華電子」成立，首創政府研發機構技轉民間企業模式。而為完善台灣IC產業結構，促進專業IC設計產業發展， 1987年成立了台積電。所以1988年李總統接任大位時，整個IC產業正要往中、上游的製造與設計發展。
李總統十分重視高科技產業發展，政府分別在1988、1990年陸續推動「微電子技術發展四年計畫」與「次微米製程技術發展五年計畫」，讓台灣正式進入8吋晶圓時代。1994年更由後者衍生出第一家具研發與量產DRAM實力的「世界先進」公司。1996年政府持續推動「深次微米製程技術發展五年計畫」，研發12吋晶圓0.25-0.18微米製程技術。
到2000年李總統卸任時，台灣IC產業已呈現以下面貌：
（一）技術能耐緊隨世界先進水準，平均落後約1～2年。
（二）科學園區內，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結構與周邊產業，形成高密度產業群聚。
（三）技術型態包含:超大積體電路設計、高密度晶圓代工、高接腳（Pin）的封裝與測試。
在李總統主政期間，隨著民主化與自由化進展，政府在高科技產業扮演的角色，也從主導者、贊助者，甚至夥伴關係淡出。他認為就長期言，健全股市讓民間豐沛資金投入科技產業，遠比租稅優惠措施重要。所以他曾在媒體公開表示，他用儲蓄購買了某指標性科技公司的股票，目的即在鼓勵民間資金投入。
另外，他認為民間科技產業已經茁壯，政府主要任務是提供企業所需的基礎設施，讓其經營無後顧之憂。就此角度，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談到1997年他跟李總統講跳電的問題。李總統拍了一下桌子說：「假如政府還是不能夠供應給你可靠的電源，那我們這個政府要來幹什麼」，張忠謀表示他非常敬佩這種態度。
台灣半導體產業，歷經蔣經國總統時的奠基，在李總統主政時茁壯。美國學者艾迪森（Craig Addison）曾以「矽盾」，來形容台灣半導體實力，已成為最有力的安全屏障。
九、支持政院推動全民健保，避免人民陷入殘酷的人性考驗
在社會安定方面， 1986年蔣經國總統曾決定，2000年為全民健保開辦目標年。1988年李總統執政後，為完成經國先生遺願，在1988～92年間相繼進行全民健保實施細節規劃。1992年郝柏村院長指示提前辦理，但未明定實施時間；繼任的連戰院長指示提前到1994年辦理。
記得1994那年，有多件情報顯示解放軍蠢蠢欲動。有天李總統要我到他寓所討論此事，討論時間有點長，李武男總管進來書房提醒他，後面還有行程。
討論結束前，李總統提到待會兒是他的醫界老友，帶著台灣醫界大老們來關切全民健保問題。他說：「連戰院長現在面對的是立法院，我這邊則是台灣醫界的壓力。我的觀念是救個人，等於救家庭，也是救社會。一般家庭，只要有人中風或罹癌，甚至慢性病，就會讓家人陷入傾家蕩產與救至親間的掙扎，這是對人性很殘酷的考驗」......「我等下會勸醫界犧牲一點，幫助政府建立全民健保，這樣台灣社會才能安定，我相信台灣醫生都很有愛心......」。
在李總統的拍板定案及全力支持下，連內閣與立法院，終於在1994年7月完成全民健保立法，1995年3月正式實施，成為今日台灣社會穩定的基石。
十、政治上終止動員戡亂，開啟兩岸對話；經濟方面戒急用忍分散風險，留下資金發展高科技產業
終止動員戡亂體制，是台灣民主改革的第一步，這除了將國會選舉權還給人民外；在兩岸關係的意涵，是我方片面終止敵對態度，但此舉也可能帶來門戶洞開與中共操弄統、獨之爭。
為避免統、獨爭論干擾民主改革進程，李總統頒布了兩岸統一有條件、有階段，但沒有時間表的「國家統一綱領」作為防火牆。記得成立國統會時，外界一片譁然，尤其剛參加國是會議的開明派人士，更是激動。當我向他報告外界對國統會的反應時，他很淡然說；「沒有國統會，民主改革就會跛腳，但現在無法解釋清楚，你可以去邀老康來參加國統會，他會了解我的作法」。
後來康寧祥參加了國統會，並對國統綱領積極表達意見；1998年更以國統會委員身分，參加二次辜、汪會談。
此外，李總統基於了解對岸政情發展的需要，以及有鑑於當時「密使滿街走」亂象，容易造成雙方誤判，而干擾到民主改革進程。他針對解放軍、中共元老，以及鄧小平指定接班人，建立了三條祕密溝通管道。此後隨著民主化進程，逐步讓溝通管道制度化，並接受民意監督─往後的辜、汪會談，海基、海協的制度性協商，皆濫觴於此。
兩岸經濟關係，主要係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進程，而動態發展。1984年以前，中國經濟改革重點在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這項改革帶來農村剩餘勞動，與消費品需求增加。加上沿海開放以及珠江三角洲、經濟特區，陸續開展來料加工，使得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金額大增，而且以中間原料為大宗。
在消費品方面，兩岸主要是透過漁船走私，交易的消費品琳瑯滿目；我方漁民「輸出」：手錶、雨衣、注射針筒、成衣、廉價化妝品......等，「輸入」則以魚貨為主，少數非法走私槍械、毒品。
1984年之後，隨著中國城市經濟改革及沿海進一步開放，帶動了台商投資中國熱潮。針對這波台商熱，在李總統指示下，行政院在1990年7月頒布「對大陸經貿政策原則暨具體辦法」，目的在保障國家安全，疏導部分台商到東南亞。其中重要者如：
（一）降低企業外移壓力；短期開放更多金融商品，吸收社會氾濫游資；中長期則改善投資環境，留住諸如:技術密集、鋼鐵、機械、石化......等主力產業。
（二）引導部分外移企業到東南亞，緩解台商大陸熱。
（三）針對赴大陸投資台商產生的外部性（Externality）效果，隨國會改革廢除職業團體代表，同時要求政府主管機關，嚴格監督民間團體按民主原則產生理、監事，目的都在使中共不易收買代言人。
1994年中國進行三項關鍵性改革，奠下日後中國崛起的基礎：
（一）放棄中央計畫指令經濟，改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將產生一個可以期待的中國國內市場。
（二）人民幣併軌後大幅貶值，使其勞動密集產品在國際市場具競爭力，奠定了「世界工廠」地位。
（三）實行分稅制，地方稅收55%上繳中央，使得中央政府有財力取代外資，獨攬鐵路、公路、機場、電站......等基礎建設與營運。
在上述背景下，1996年9月14日李總統在台灣經營者大會提出對大陸投資，要「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經濟部隨後頒布「在大陸地區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明確界定：「高科技及基礎建設禁止，單一投資在5,000萬美元以上項目專案審核」，基本上這是一個依風險分級管理的做法。
換言之，對運用中國廉價勞動加工出口的中小企業，因人民幣貶值，加上靈活經營的特性，幾乎沒有風險，所以完全放開管制。至於以中國內陸市場為主的投資，使用的台灣資金、外匯不但金額大，而且風險較高，所以採專案審核方式。
禁止高科技投資大陸，主要係考量其技術移轉自政府研發單位，且是我方主力產業。而基礎建設不但投資期長，而且容易與高科技產業競逐資金與外匯，且分稅制後大陸基礎建設將由中央政府壟斷與經營，風險最大，所以一律禁止。
稍嫌遺憾是，此一政策因使用「戒急用忍」一詞，在當時被誤解為全面禁止赴大陸投資，而忽略其依風險等級管理的本意。儘管如此，正因有此政策，才讓台灣在一片大陸熱中，保住了諸如：高科技、機械、鋼鐵、石化……等主力產業。由於兩岸經濟關係，本質是隨中國經濟變化動態發展；現階段反倒是企業界主動落實「戒急用忍」與南向政策！
十一、對李總統的近身觀察
（一）面對國政夙夜匪懈，提早佈局治國如烹小鮮。
我從小唱國歌對艱澀難懂的「夙夜匪懈」一詞，總是一知半解。直到近身觀察李總統，終於明白是指國政24小時，不可有一刻鬆懈。
但他總是舉重若輕，治國如烹小鮮。主要是他處理國務目標明確，審慎佈局後果決行動。他對幕僚每季提供的「台灣/中國/美國未來事件表」、「未來情勢研判報告」等，都會仔細閱讀。如有必要則善用國安會提早布局，因此國安會常被戲稱時鐘比各部、會快2-3年。以1996年的台海危機處理為例，1995年10月2日，針對隔年三月的第一次總統直選，李總統要求幕僚及國安會做好應變計畫。 11月8日幕僚人員研判對岸於隔年3月5日宣布在台海軍演的機率極高。1996年2月1日，幕僚完成應變計畫草案，李總統批示2月7日召開高層會議，確立應變計畫。
由於提早布局，在我方冷靜因應下，李總統以高達54%得票率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中共在企圖未能得逞後，不得不以「軍演從來不是為影響某人選情，是為了打擊台獨勢力」、「美國航母被解放軍潛艦嚇退100浬」的文宣，作為下台階。
（二）重視田野調查，以及統計數字。
李總統認為處理國政不能「差不多」，一定要有統計數字或堅實的調查作基礎。他曾和我分享在農復會的農村調查經驗，與在愛荷華大學田裡，測量、統計各品種棉花纖維的往事。他還建議我閱讀後藤新平在台灣所做的「台灣舊慣調查」報告。
他頗認同後藤「用腳做研究」的精神，也同意其觀點，即:「一般人民生活中不一定遵守成文法，反倒是許多長久演化而成的舊習慣，才是規範人民行為的真正準繩。如不了解舊習，就不能指望政策會順利推行」。
（三）重視溝通，善於傾聽反對者的意見。
1988年520農運過後，李總統立即要幕僚及民間友人到農運領袖及重要幹部處，傾聽意見；並由幕僚、農業專家、農委會等，針對訴求研究解決方案後，請農運人士到他寓所用餐並親自溝通。
針對農運人士關切的問題，他依:可馬上辦理、必須編列預算，以及有待立法通過等三部分，來回應訴求。餐後李總統親自陪他們在寓所外的草坪餵羊、閒聊，並提議農運人士赴日、韓考察農業及農民組織。
（四）熱愛學習，隨時追求新知識。
李總統曾談到擔任政務委員期間，參加時任行政院長經國先生主持的會議時，會預先將模擬的會議結論寫下，最後再和經國先生的裁示比對。剛開始落差很大，經過一段期間的學習，差異已經不大。
我問他落差在哪裡？他說:「剛開始，我只是單純地從專業角度考慮，而忽略該決策所涉及的政治與社會...等面向的因素」。
另外，有天下午他突然問我，你懂混沌理論（Chaos Theory）嗎？我說我不懂，他略失所望問:「那你懂哪些有趣的數學理論？」，我介紹了我和費景漢教授如何使用線形圖（Liner Graph）理論來建構中國經濟模型，以及運用拓璞（Topology）原理分析情報。他聽得饒有興趣，要我幫他找一、二本這方面的入門書給他。
（五）孰悉台灣國情。
由於他當過政務委員、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加上在農復會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所以對台灣各地風土人情、地方病、產業分布、歷史典故瞭若指掌。有次陪他南下高雄，在專機飛過桃園上空時，他特別考我，為什麼桃園是埤塘最多的地方，到底有多少埤塘？大致如何分佈？真把我這桃園人考倒了；最後他從地形、年雨量分布、河流、土質等特點，如數家珍的告訴我答案。
十二、特殊的人生際遇成就大格局，為人民留下豐富資產
李總統由於特殊的人生際遇，擁有看似乎集矛盾於一身的豐富閱歷：「南人北相」──身高183公分的南方人，講流利閩南話、日語、英語的客家人；是曾參加過中共外圍組織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道地的台灣人，卻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在日本、台灣受教育，又是留美的康乃爾博士。
22歲以前是日本人，對中國滿懷憧憬，實際和中國只有在青島驚鴻一瞥的接觸，日後卻受蔣經國栽培，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他這一生特殊的際遇，成就了他的大格局──眼光前瞻、有戰略高度、用人涵括各政治光譜；因此留給台灣人民豐富的資產。
［本文感謝前總統辦公室主任 蘇志誠先生提供資料與斧正，文責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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