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引爆阿拉伯世界起義風潮的社會經濟問題仍未解決,利比亞、敘利亞、葉門還在打仗,埃及人仍然沒有民主和人權,但是方興未艾的阿拉伯之春2.0早已學到諸多教訓。
▲在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下,利比亞的示威者集合在貝達示威。(圖/翻攝自維基百科,版權屬公有領域)
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小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為抗議警察暴力而在中部城鎮希迪布濟德(Sidi Bouzid)當街自焚。
詎料他孤單的抗議行動竟引發大規模街頭示威及爭取民主運動,終致掌權23年的獨裁總統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於隔年1月14日垮台。外界以突尼西亞國花,稱這場阿拉伯國家首見的人民起義為「茉莉花革命」。
緊接而來的「阿拉伯之春」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渴望鞏固現狀的反革命國家機器鎮壓。十年過去了,從蘇丹到黎巴嫩到埃及,區域內仍可見到自焚抗議。激發阿拉伯之春的腐敗政府、挫敗經濟和惡質公共服務在許多國家有增無減,俗稱武漢肺炎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導致情況加劇。
區域政府普遍無法因應這些根本問題,導致阿拉伯之春2.0方興未艾,而抗議人士在新一輪起義中所要求的跟十年前一樣,不過就是卑微的「更好生活品質」。
「如果阿拉伯各國政府理解新社會契約、更開放政治體制,以及從體制上打擊貪腐的必要性,那麼阿拉伯之春1.0可能早就帶來社會和平。」曾任約旦副總理和外長的穆阿謝爾(Marwan Muasher)說:「他們大部分選擇不這麼做,只想鞏固自己的權勢,結果深層政府(deep state)強勢復辟。」
穆阿謝爾著有「第二次阿拉伯覺醒和爭取多元主義的戰鬥」(The Second Arab Awakening and the Battle for Pluralism,暫譯),對阿拉伯世界革命浪潮有獨到觀察。
獨立新聞媒體「中東之眼」(Middle East Eye)報導,抗議人士現在再一次拉高分貝,而且他們已經從過去的經驗得到以下教訓:
●恐懼之牆可以推倒
貝魯特卡內基中東研究中心(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re)長駐學者格南(Dalia Ghanem)指出,2010年到2011年起義的一大特色就是民眾證明了主宰區域的那道恐懼之牆可以推倒。儘管起義遭到鎮壓,此一新理解為政治和社會經濟開闢新蹊徑,社群媒體發達則為線上進一步探討這些理念創造條件。
他說:「阿拉伯民眾打破現狀,而且不靠外力,誠可謂一大成就。從那時候起,獨裁垮台、覺醒的人民認定自己應該得到更好生活,也知道後殖民社會契約已經不可行。(當今)民眾會問,決策過程中,他們的角色在哪裡,而且要針對自己的公民身分重新談判,做為阿拉伯公民的意義何在?」
●占領公共空間
在阿拉伯之春期間,諸如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等公共空間成為示威者集體聲音的象徵。包括親政府抗議人士的攻擊在內,埃及抗議群眾在國家默許暴力下占領廣場逾兩週,持續要求前獨裁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終於在2011年2月11日如願。
埃及短命民主實驗後來演變成比穆巴拉克時代更專制的獨裁統治。首位民選總統穆希(Mohamed Morsi)2013年在時任軍方首長的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 )所領導的軍事政變中遭到推翻。塞西掌權後下重手打壓異己。
「叛逆地區:北非和西亞近日起義圖譜」(A Region in Revolt: Mapping the Recent Uprisings in North Africa and West Asia,暫譯)編輯沙柏(Jade Saab)指出,公眾集會和參與得以成事的想法依舊成立,「最常見的就是占領公共空間,那裡不但成為開創和翻修國家認同的地方,也是藝術文化的泉源」。
伊拉克人去年蜂湧抗議腐敗精英時,可以俯瞰巴格達巿中心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當地人稱「土耳其餐館」(Turkish restaurant)的荒廢建築成為革命志士們的總部,外牆掛的其中一個布條寫道,它註定名留「伊拉克革命青史」。
貝魯特的烈士廣場(Martyrs' Square)去年10月豎立了6公尺高緊握的拳頭剪裁圖像,成為革命象徵,當地成為人民起義的中心所在。示威人士在廣場上討論政治亂象、在那裡載歌載舞,並且為可能擁有的新未來而歡聲雷動。
●改變必須超越表面
回首10年前那場革命風潮,2020年的抗議群眾得到最寶貴教訓就是「真正改變不會一夕發生」。如果只是換個傀儡做做表面功夫,這不會引發真的政治改革。創建新政治模式需要時間,而且必須持續施壓。
非營利機構華盛頓阿拉伯中心(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資深研究員安納尼(Khalil al-Anani )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統治阿爾及利亞20年的總統包特夫里卡(Abdelaziz Bouteflika)去年下台後,抗議人士還留在街頭,「他們沒有重蹈埃及示威群眾犯下的錯誤」。
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後,埃及群眾就離開他們占領18天的解放廣場。
安納尼指出,阿爾及利亞示威人士堅持權力移交文人領袖而非軍頭,「這是重建文人—軍人關係的關鍵一步」。穆阿謝爾也說,阿爾及利亞抗議群眾「有耐性的程度遠遠超越從前」。
蘇丹的抗議人士也一樣,他們在前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下台後繼續敦促民主運動、抗拒軍方接手。巴席爾去年被軍方委員會取代之後,抗議民眾高喊:「第一個倒臺了,第2個也會。」
在發生阿拉伯之春2.0的國家,舊政治秩序大概不可能復辟了。
但是蘇丹學者、非營利機構大裂谷研究所(Rift Valley Institute)研究員吉佐里(Magdi El Gizouli )表示,如果沒有新政治結構將社會訴求轉化為實際行動,那麼在阿爾及利亞、蘇丹、伊拉克和黎巴嫩發生的大規模抗爭,充其量只會「打倒英雄,卻沒有下放權力給人民」。
●做好長遠打算
沙柏指出,諸如黎巴嫩和阿爾及利亞最近的起義本質上屬於反新自由主義,群眾從突尼西亞2010年到2011 年發生的事得到教訓。突尼西亞可以獲致民主,但是讓舊政權頭大的經濟問題還在折磨著他們。
他表示,如果區域內的統治階級還是無法解決潛在問題,民眾就會繼續訴求根本改變,「動盪是引發社會運動的原因」。
武漢肺炎疫情過去一年肆虐全球,中東及北非當然無法倖免。穆阿謝爾認為,疫情是威權主義體制「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讓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限制人民行動自由、發布緊急命令並且禁止大型集會。
他說:「2019冠狀病毒疾病已經讓運動慢了下來,不過我認為病毒還沒有將運動給消滅。」
但是對政府當局而言,武漢肺炎是把雙面刃,使得驅動諸多改革運動的經濟問題惡化,勢將導致進一步抗議難以避免。
穆阿謝爾說:「在我看來,許多事會反覆發生,不止是阿拉伯之春2.0。從政治、經濟、社會層面上來看,我們處在阿拉伯秩序已然消亡,新秩序卻極為難產的非常特別情境之下。」
安納尼預測,只要一有機會,年輕人很可能會「再度湧上阿拉伯街頭,而且在自由、正義、尊嚴等訴求沒有達成之前,他們將會倔强叛逆下去」。
他說:「改變的子彈2011年就已經射出,射中目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