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一開講／黃庭堅〈致立之承奉〉是廢文？行家有話要說！

文／邱建一（藝術史學者、新月藝文負責人）

台北故宮典藏的文物能登上新聞是件好事，至少能讓大家知道這些寶貝就在台北。故宮南院的臉書小編，很幽默地用年輕人的語彙翻譯了這篇黃庭堅的信件為白話文。這樣挺好的，至少能拉近故宮文物和一般人的距離，讓大家願意親近古文物。

但是，黃庭堅〈書尺牘（致立之承奉）〉（台北故宮，宋四家集冊，故書000237-00004）所呈現的真是一篇廢文嗎？可能未必如此！

▲北宋黃庭堅〈致立之承奉〉。（圖／翻攝自故宮南院臉書專頁）

這是古人書信答贈之作

首先，這是黃庭堅與朋友之間的信件，而且這是「答贈」對方送紙的書簡。所謂的答贈，就是有人送你東西，送來後你寫封回函說收到了，同時表達感謝之意。

古人留下的各種信件當中，以這類答贈的信件最常見。這大概是古人的習慣吧？古代交通不便，通信也不是那麼便利，所以魚雁往返成為表達友好思念的方式，贈之以魚，還之以雁。寄贈的都是一些小物件，禮輕情意重，大致上就是這樣。

台北故宮經常會看到這類答贈的書簡，送個紙張文具還算是正常的，甚至還有送自產芋頭（黃庭堅〈山芋帖〉），送自採水果覆盆子（蘇東坡〈覆盆子帖〉），寄錢託人買東西（黃庭堅〈致雲夫七弟尺牘〉……。這類很生活化又很貼近地氣的信件，就如同現代人會做的事。

但是，這封答贈的書信黃庭堅寫得挺好的，這位書法名家同時也是文學家，僅用了幾十個字寫了封回信，感謝朋友致贈的紙張。這封信讀起來言簡意賅，起承轉合、文筆優美得不得了。不要說是用看的，直接用讀的，都覺得文章本身的發音音節韻律感很強。所以這是一篇很優雅的信件：

「庭堅頓首，辱教審，侍奉萬福為慰。承讀書綠陰，頗得閑樂，甚善、甚善！欲為素兒錄數十篇妙曲作樂，尚未就爾。所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若欲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適有賓客，奉答草率，庭堅頓首。立之承奉足下。」

而且，這封信裡還有一個重點，黃庭堅對這位叫做「立之」的朋友說，紙張「太高（大）」了，只適合寫大字。要寫小字，得用「矮」紙。

我們知道，宋代一般的書寫紙張，大概就是這封信件本身的大小，高度約25到27公分，寬度約40到45公分，書寫時以橫寬的長方形式使用。大部分都是橫寬書寫，很少以豎直的方式使用，這是因為古人寫信為了表示禮貌，書寫到對方姓名時有換行「抬頭」的習慣，如同黃庭堅這封信。所以橫寬比較好使用，豎直的話一張紙寫不了幾行字就用完了。

況且，古人沒有標點符號，所以如果一行字落落長地寫上幾十個字，這樣讀起來會有點痛苦，一行不宜太多字，所以橫寬用紙會比較好一點。

而黃庭堅特別提到朋友送的紙張太高，只適合用來寫大字行書，可見得對方送的紙張的高度規格至少超過35公分。事實上，黃庭堅並非沒用過大紙，〈松風閣詩序〉（台北故宮）、〈廉頗藺相如傳〉（大都會美術館）等，只要是大字行草書，黃庭堅都是用這種大張的紙來書寫。

收信人立之是個從八品的官員

宋代的製紙業已經很發達，徽州宣城當時是紙業製造中心，除了宣城的宣紙之外，很多地方都有造紙。但畢竟每個地方的製紙業有品質上的差異，好紙佳紙不易得，書法家寫字要筆墨相發，紙張要能承墨、托墨、發墨，所以常看到宋代的文人書法家，寫信請託只求一疊好紙，台北故宮典藏的國寶級展品蔡襄〈澄心堂紙帖〉就是這樣的一封求紙信件。而蔡襄約只比黃庭堅年長30歲，他們兩人大約是同時代的人物。

在黃庭堅的信件裡，這位叫做「立之」的朋友可能是好意吧？搞了黃庭堅愛用來寫大字行書的大型紙張送給他。這位立之先生不是普通人，而是個現職官員，黃庭堅的回信寫了對方的職銜「立之承奉足下」。承奉是「承奉郎」，宋代的官職是從八品的散官，所謂的散官是沒有正式被指派職務，但是官秩已經先給了。以宋代來說，被任命為這類散官的人，通常是因為「恩蔭」，也就是說這位散官家族世代都是大官，所以家裡的後輩不經科舉，直接就可以就獲得個官來做。因此，這位黃庭堅的好友立之先生，應該是出身於宋代的書香官宦世家。

大張的紙張比較貴，但是黃庭堅向立之坦言，小張紙比較好用。因為他正在寫幾首詞曲，用來給「素兒」用來練習唱曲之用。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各位別看到「兒」這個字就認為這是黃庭堅的兒子，黃庭堅有記載的只有一個兒子，叫做黃相，字小德，人家可是正途出身的南宋官員，不是唱曲的。所以這個「素兒」比較可能的是歌伎。北宋時期，詞曲不是拿來讀的，而是拿來唱的，而且文人與歌伎的關係非常親密，這些記載超級多，我就不再多言了。

印章大多是項元汴一個人的傑作

至於，有新聞報導稱：「古代君王習慣在欣賞完大作後，在空白處蓋上印章，讓自己的名字連同作品一起流傳，就有眼尖網友發現，該作品光是看得到的章，就多達40個，可見這篇「廢文」深受君王喜愛。」

以上這段文字不是故宮南院的小編寫的，但這是不對的。

40多個印章，只有左右下方那個大印章「緝熙殿寶」是南宋皇室收藏章。其他的印章除了私人藏家黃琳的少數幾個印章之外，都出自明代收藏家項元汴一個人蓋的印章。

黃琳雖然只是一個在南京的明代私人藏家，但這個人赫赫有名，台北故宮許多重要作品上都蓋有他的收藏印。黃琳的收藏繼承自他的叔叔黃賜。黃賜是一名太監，但他不是普通的太監，而是「南京守備太監」，在他之前曾任這個職位的人叫做鄭和，江南地區的軍政大權幾乎是一把抓在手裡。黃賜在南京時搞收藏，一大堆江南地區的古玩字畫全進了他的口袋。

黃賜死了以後，收藏全歸黃琳。黃琳過世後，一部分的收藏又進了另一個大收藏家項元汴的口袋。項元汴這個人名氣就很大了，他和乾隆皇帝一樣，超愛蓋印章，而且一蓋就是幾十個，非得蓋好蓋滿絕不離手。

所以，這封信件上哪來的皇帝印章？唯一的皇室印張僅有南宋的那個「緝熙殿寶」，但這不是皇帝自己蓋的，這是內府收藏的典藏章，與清代皇帝的那種個人收藏章有很大的差別。

以上，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藝術史學者邱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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