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琇晶
本以為女性主義運動在歷經民主化三十多個年頭的努力、第一位女總統蔡英文當選之後,「女性主義」在台灣已是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學術名詞。但歷經民進黨女性國會議員高嘉瑜遭親密伴侶暴力事件之後,不禁驚覺,台灣受到全球讚賞的平權社會難道只是假象?全台灣到底還有多少隱藏版的「林秉樞們」?
▲林秉樞對高嘉瑜施暴事件爆發後,PTT上出現「洗白」文章。(圖/資料畫面)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簡稱IPV,中文是親密伴侶施暴。根據BBC報導,英國在封城期間全國IPV求助熱線數量增加120%;美國COVID-19和刑事司法委員會今年初的報告顯示,居家隔離後,全美家暴發生率增長 8.1%。在台灣也有類似情形,衛福部數據顯示,全台家暴通報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原因不難理解,疫情期間居家辦公、足不出戶,關在家中時間變長,家庭收入可能也讓生活受到影響,增加了彼此摩擦的機會。不過,近來新生代女性立委被施暴整起事件帶給台灣和國際媒體上的震撼,背後的原因牽扯整體社會政治的運作,遠遠超過單純疫情造成的施暴原因。
在諸多研究親密關係暴力的理論中,有一個以經濟學為切點的Male backlash理論,比起許多心理學角度更能反映高嘉瑜事件背後的複雜因素。Backlash中譯為強烈反對、社會或種族上敵對的反應之意,Male backlash Theory可翻譯成「男性敵對理論」,或有人稱為「男性復仇理論」。顧名思義,當女性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越提高,男人越想奪回成功一方的角色,隨著傳統的男性權威主宰角色受到威脅,對女性施暴行為便會增加。這個理論與傳統上認為女性社會階層較低、較缺乏議價能力,而容易遭到男性暴力的角度恰恰相反。
若媒體上報導屬實,林秉樞僅是個43歲的無業博士生,充其量是個兼差網軍,卻花得起一個月5萬元住飯店,可能還有女性友人幫他買單,論社會地位、經濟收入,遠遠不及立委高嘉瑜。但根據高嘉瑜的說法,林男卻很「強勢」,可以「逼」她去幫忙買藥、道歉下跪、甚至逼拍影片,林男以數位暴力脅迫比她權力階級高的女性,用身體暴力展開一場「低階男性的復仇」。內心的自卑以一連串謊言包裝暴力,偽裝成高階人士行騙女性。
傳統權力結構的顛覆,使得男性敵對理論在女性政治人物身上尤其顯著。政治本身便代表權力形成與分配,努力在公領域上拚搏的女性政治人物,卻必須無奈地面臨社會反作用力的威脅嗎?我們不禁要問,連台大畢業的高學歷立委都受害了,那麼台灣社會中女性地位的提升,是否反倒造成更多「林秉樞們」?接下來臺灣女性恐怕不只性別壓迫的問題,也牽涉其他社會運作層面。
▲高嘉瑜還原家暴案件始末。(圖/翻攝自新聞面對面YT)
看看幾個政府對外宣傳時常提起的驕傲數據:台灣國會中女性地當選率高達41.59%,是亞太地區裡排名第二的國家,僅次紐西蘭;全台地方議會中,女性比例已多年超過20%;縣市首長女性比例高達37.5%,超過3分之1。更別說台灣2016年選出了第一位女性元首,蔡英文上任後,也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
在女權主義高漲擴張、性別平權達到史無前例的巔峰之後,台灣社會何以女性遭到暴力事件有增無減?除了男性復仇的升溫,國際上近來出現了一個新名詞:Misogyny,中文譯為「厭女症」,就是對女性的憎恨、厭惡、貶抑和偏見,或許也可解釋台灣社會面臨的新挑戰。
根據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上野千鶴子的其中一個解釋,厭女症的是爲了維持男人集團的主體性和優越性,而將女人視爲欲望的客體,加以「他者化」,予以蔑視。康乃爾大學的女性主義哲學家凱特曼恩(Kate Manne)更進一步點出了厭女症當中濃厚的「父權」色彩。當父權成為社會中的「執法機制」,不遵守父權規則的女性將會給予懲罰,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不正義」。
而厭女症狀在台灣,刷開網路,幾乎無所不在。例如,網友戲謔稱竹科宅男都是「資源回收」的「接盤俠」,女性的客體成為了僅被是男性利用、使用的性工具。政壇女性更因為挑戰傳統的性別角色而是無時無刻被厭女情節所對待,如貶抑為「母豬」、或常冠以美女立委、正妹議員等稱呼,對女性偏見屢見不顯,卻無人在意。
高嘉瑜因長相甜美,長期被網友稱為政壇「女神」,在媒體報導篇幅中,多所著重的是她的歌聲、打扮、房間枕頭乾淨與否,大大多過報導她在立委財政委員會的質詢專業。就連前日DeepFake的換臉影片事件,高嘉瑜也是受害人,但各界卻疏於關注她立刻提出的刑法修正案,加強「色情報復」與「擔心私密影像被傳播報復」的處罰刑責。如今對照高嘉瑜事件的發生,嚴格來說,全台社會似乎都須負起責任。
當高嘉瑜流淚陳述「覺得丟臉」、遇到這種事「身為立委好像也不能做些什麼」的同時,掀開了台灣社會自我感覺良好已久的傷疤,溶入網路世界與社會的DNA中的厭女症加乘男性復仇論,長期認知失調下的悲劇期盼社會須正視,性別平權不能只關注在數據表象上。
《作者簡介》楊琇晶,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