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中心／綜合報導
近日臺灣存託憑證（TDR）的爭議鬧得沸沸揚揚，法界權威學者、法律專家、人權團體都難以接受主管機關侵害人權的解釋，一個個跳出來捍衛真理，抨擊官署謬誤，觀察目前學理通說均一面倒地指出： TDR不是有價證券，若主管機關與法院硬是指鹿為馬，以行政命令將TDR認定為證交法的有價證券，就是沒有法律依據，枉法以刑加諸百姓，明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TDR的爭議似乎無法提出一個令法界與投資者得以接受的有力說法，其認定得以刑責處罰投資者的基礎，更是引起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的重大紛爭，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是治絲益棼。金管會處理TDR的唯一依據，就是民國76年財政部依證交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發布的「76臺財證（二）字第00900號函」，其主要內容概述如下：「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境內募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
我國第一檔TDR於87年才發行，相較財政部76年900函釋有10多年之久，如果主管機關早已占卦得知10年後將有第一檔TDR而預先對其進行核定，顯然中華民國政府具有料敵機先的本事，斷不可能讓臺灣陷入西元2008年雷曼兄弟連動債的金融風暴？這恐怕再簡單不過的邏輯，要知道，主管機關在民國76年已有預知TDR將來會有適法性爭議的通天本領，為何不能曲突徙薪，提前禁止金融機構購買未來將引起金融風暴的連動債？不僅如此，包括早期的結構債，以及時下新興的虛擬貨幣與NFT，都不要再勞煩現在的官員傷腦筋，應該早就在民國76年就該預先處理得宜，畢竟主管機關都能就未來事件的TDR預作相關函令，怎麼可能無法看清其他更為重大的金融事件呢？最合理的解釋，就是87年臺灣第一檔TDR上市時，主管機關法制怠惰，漏未依證交法第6條第1項之程序予以核定。
進一步言之，縱使金管會逆風認定TDR是證交法上的有價證券，但其到底是外國或國內的有價證券？也無法做出清楚地解釋，要如何讓投資民眾對國家行為有可預測性？若以財政部76年900號函釋的意旨，TDR應是外國有價證券，但是對照金管會於民國99年5月19日發布修正的「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3條第7款，卻又狠狠打臉自己，明文將TDR定義為「臺灣存託憑證」，且明文稱TDR「指存託機構在國內所發行表彰存放於保管機構之外國發行人有價證券之憑證。」另對照該準則第2章「募集與發行國內有價證券章」第2節，顯然將臺灣存託憑證列為規範對象，從規範對象的體例文義可知，金管會認定TDR是「國內」的有價證券，直接否定76臺財證（二）字第900號函釋的意旨，所以，金管會也覺得財政部76年900號函有問題嗎？試問官員，法治國家可以隨心所欲，只靠行政權解釋，不用經過立法程序，就能定義那些投資行為要接受刑事處罰？
此外，募發準則的授權依據是證交法第22條第4項，並非同法第6條第1項，因同法第22條第4項規定是有關有價證券募集、發行申報審核程序的授權規定，與證交本法第6條第1項為授權主管核定有價證券的依據，截然不同。
刑罰具最後手段性，故而應嚴格審慎為之，重點是，只要有爭議的問題，在法律沒有明確修正解決之前，法院都不應該做出有罪的判決，否則就是戕害人權；另外，當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刑罰命令時，其授權的目的、內容與範圍，以及授權的具體明確程度，都必須具體明確，以使人民得以明確預見，這不僅是憲法的要求，更是維護人權的ABC。因此，當金融主管機關都無法明確了解TDR的性質、背景，且法院判決見解嚴重分歧、立法院、監察院都提出不同意見，法界學界、人權團體群起指出多起違誤之處，怎麼可以用來處罰人民？司法院釋字第522號解釋指明：「立法機關得以委任立法之方式，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以為法律之補充，雖為憲法之所許，惟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符憲法第23條之意旨，迭經本院解釋在案。至於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則應與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相稱。刑罰法規關係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權益至鉅，自應依循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如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須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正是揭櫫此一核心價值！
法律的嚴謹性攸關人權保障，不容有任何灰色地帶，又為了避免政府濫權處罰人民，所以民主法治國家對於刑事罰的條件，都嚴格堅守「罪刑法定主義」、「法律明確性原則」等底線，既然76臺財證（二）字第900號函是否含括TDR充滿重大爭議，法學界通說更是直接採取否定見解，對於TDR爭議的根本解決之道，應是遵循司法院釋字第709號所揭示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回歸證交法有關有價證券第6條第1項明確方式予以核定，萬不可任由行政機關隨心所欲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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