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英國出走　歐盟搖搖欲墜

撰文／夏葉（新新聞）

如何在歐盟中保有獨立性的矛盾，一直糾纏著英國人，也牽動著英國內部區域、階級的矛盾。矛盾終於因為移民問題引爆了，公投決定離開歐盟出走。最愛唱反調的英國離開後，歐盟大廈結構如何重整、重新整合的呼聲也再起。

六月二十三日，原本就已經搖搖欲墜的歐盟大廈，崩落一塊大石：英國公投決定脫歐，歐盟第三大經濟體、軍事大國要分家。

發起公投的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表示，因為留歐派失利，將在十月辭職，由新任首相負責與歐盟談判，但英國政界也有呼籲提早改選。

英相機關算盡，兩頭空

出乎意料的結果出爐時，歐盟表示希望英國加快脫歐手續，以減少不確定性。但在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要求不要因為情緒而倉促行事後，英國與歐盟放緩腳步，目前還不知道何時會依照《里斯本條約》（The Lisbon Treaty ）第五十條啟動脫歐手續。

此外，超過六成的蘇格蘭選民支持留歐，表示將阻撓脫歐程序，並計畫再度公投脫離英國，更添變數。

脫歐公投起初只是卡麥隆鬥爭工具，他盤算一箭雙鵰，以此威脅歐盟授予英國更多自主權，而留歐派的勝利則可以壓制黨內質疑歐盟的聲音。無奈的是，劇情發展超出他的掌控，雖然從歐盟要到很多優惠，但還是不能滿足脫歐派需求，脫歐派順勢攻擊聲勢大漲。卡麥隆機關算盡，最後誤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可能賠上歐盟與英國的命運。

就像是被寵壞的小孩

脫歐派主張，歐盟危及英國的獨特性。「數個世紀以來，英國和歐洲鄰國走的就是不同道路。」劍橋大學的地中海史教授阿布拉菲亞（David Abulafia）指出，不成文法、政體穩定程度都和常鬧革命的歐洲大陸文化不同。

這個道理，法國也懂。德、法、義、荷、比、盧在一九五八年成立的歐盟前身「歐洲共同市場」（EEC，又稱歐洲經濟共同體）後，英國因為經濟景況不佳，在一九六三、六七年放下成見，申請加入，但兩次都遭到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否決。

當時，戴高樂指出英國的赤字嚴重，「對歐洲的建構有深深的敵意，而且歐洲和在世界各地尋求便宜食物的英國是不相容的。英國加入時，也就是問題開始時。」

歐洲共同市場成立十五年後的一九七三年，英國終於加入成功，但是國內質疑與歐洲整合的聲浪一直沒有停止。才入歐市兩年，一九七五年英國就舉辦公投，儘管六七％的選民決定留下，但如何保有英國的獨立性，一直糾纏著英國人，倫敦的特殊要求也困擾著盟邦。

身為歐盟的重量級成員，英國沒有加入歐元、申根，對銀行、國防、財政的整合都說不，當不屬歐盟的瑞士都因為雙邊條約而分擔難民收容時，倫敦仍舊是關上大門。美國政治學者穆勒（Jan-Werner Müller）形容，「英國就像是被寵壞的小孩。」不只是自以為是，還自私自利、脾氣暴躁。

即使巴基斯坦裔的穆斯林薩迪克．汗（Sadiq Khan）當上倫敦市長，移民問題仍是脫歐派的王牌，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專欄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 表示：「移民完美體現了三個主題：主權喪失、精英誤判與歐盟很難進行有意義的改革。」英國境內有三百萬來自歐盟的移民，去年新到的三十三萬移民中，一半來自歐盟。

移民顯示在歐盟人員自由流動的規定下，民族國家喪失控制誰能夠享有公民福利的主權。此外，是精英的誤判或是刻意的隱瞞，二○○四年歐盟東擴納入波蘭、匈牙利、捷克等東歐國家時，當時隸屬工黨的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為了吸引廉價工人，並未採取控制自由遷徙的過渡措施，並估計每年只會增加一．三萬移民，可是最後的數字是每年約十七萬人。而卡麥隆無法說服歐盟限制移民進入，則坐實了布魯塞爾難以改革的指控。

「難民」成了脫歐的最大理由

英國獨立黨（Ukip）主席法拉吉（NigelFarage）說：「依照當前的速度，在二○四○年將會有八百萬移民，我不反對像是在餐廳工作的義大利人，但我們撐不住了。公共醫療快要垮了、我們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在歐盟時代長大的年輕人多數支持留歐，於是脫歐派刻意混淆歐洲移民政策與近兩年的難民潮議題，並挑起對恐怖主義的疑慮，「南歐對恐怖分子敞開大門，這是我們不能容許的風險。」法拉吉說。

然而，當去年有超過十萬非法移民經地中海湧入義大利，德國接收數十萬難民時，原本立場強硬的英國軟化後，也不過是願意收容一萬五千名難民。

公投凸顯區域與階級差異

著有《出逃》（Exodus）一書的牛津大學教授柯里爾（PaulCollier）說：「在這個極端不平等的時代，移民是自然、理性的後果。」不只經濟落後的亞非國家人民出逃，經濟發展較落後的東歐、受歐債危機影響的南歐人，都到英國尋找新生活。

儘管研究指出，移民其實對地主國的經濟有所貢獻而不是負擔，但外來者的身分仍舊最容易成為代罪羔羊，尤其中下階層更會把生活的困窘歸咎於移民搶了飯碗、分走了福利。

不過，公投脫歐之後，移民問題就能明顯改善嗎？衛報（The Guardian）指出，英國獨立黨雖然給人鮮明的印象會縮減移民，但在政策聲明中只是很謹慎地承諾會控制移民數量。而主張脫歐的保守黨前領袖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要把淨移民流入量控制在十萬人以下，但這個主張在英國還未正式脫離歐盟前也沒有實際操作的可能。

與德、法相比，英國富裕與貧窮地區的差異大，而英國也不是完全的排外，至少在倫敦金融城裡中國、俄羅斯和阿拉伯的富豪們如過江之鯽，對富人有利的租稅制度，更容易製造階級間的孤立與對立。

托克維爾（Alexisde Tocqueville）在《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Révolution）中指出：「稅捐不公最容易在不平等外再製造孤立，每年稅捐攤派都在他們之間畫出階級的界限。每個特權者每年都感到一種現實、迫切的厲害，要不讓自己與民眾混淆。」公投結果顯示，勞動階級為主的區域選擇脫歐，而富裕的城市如倫敦、劍橋選擇留下，城鄉之間鴻溝巨大、不同階級立場涇渭非明。

社會學家濟連尼（Iván Szelényi）指出，在市場、重分配這兩大經濟制度中，主宰的機制造成不平等時，補充機制會發動平衡的功能。像是社會民主福利國家中，市場主宰了勞力與資本，而重分配的補充機制以住房和教育調節了不平等。

布魯塞爾成英國弱勢洩憤對象

英國身為自由放任的最大鼓吹者和市場制度的虔誠信徒，收入不平等與地區發展不均顯著，但原本擔任重分配功能的國家已經在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的改革中被弱化，而另一部分的職能則由歐盟取代，遠在布魯塞爾的官僚也就成為英國弱勢者發洩怒氣的對象。當歐盟被遊說團體主導，甚至是由德國拍板決定，更讓脫歐派質疑重分配機制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工具，近年撙節政策更加劇不平等。

現代歐洲的制度架構，就像是精雕細琢層層疊疊但結構不穩的建築，有歐元共同貨幣卻沒有財政聯盟，人員可以自由流通但沒有共同的邊境護衛隊，歐盟、歐元、申根區和歐洲經濟區（EEA）寬鬆程度不一、納入國情不同的會員。但歐盟最初的夢，是打造一個政治實體，而不只是經濟俱樂部。

穆勒說：「英國公投是討論如何建立一個更緊密聯盟的好時機。」然而現實是言論更往兩極分離， 留歐派祭出「恐懼策略」，離開歐盟英國經濟會一落千丈；脫歐派則採「受害者策略」，把英國描繪成被歐盟拖累的無辜者。

反歐盟勢力蠢蠢欲動

最愛唱反調的英國離開後，歐盟也拉起警報，歐盟大廈結構如何重整、種新整合的呼聲也再起。

穆勒指出：「歐盟整合過程中，原本是由德、法共同主導，但多數時候柏林已經不再徵詢巴黎的意見，而國民陣線（NF，法國極右政黨）甚至掀起反德的聲浪。」

歐盟的設計原本就是要避免德國獨大，可是現在決策經常需要柏林的領導，「問題在於德國只是不完全的霸權，不足以讓體制運作，但足以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感。」穆勒說。而法國、荷蘭、義大利和東歐的反歐盟勢力，也都想藉勢造反，但看到英國邁向未知的深淵，歐洲人稍稍驚醒。

歐債危機點出歐元缺失、烏克蘭危機顯示國防弱點、難民與移民凸顯邊境管理問題，如今英國公投決定出走，歐盟大廈搖搖欲墜。危機或許是重建結構的轉機，但如果歐盟繼續裝睡，鬧鐘聲再怎麼響亮也是喚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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