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公主病」和「母豬教」，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文／V太太（queerology）

最近，「母豬教」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議題。所謂「母豬教」和其他的「教」不太一樣，其「教友」並非信仰、崇拜母豬，相反的，這是一群反對母豬的人。雖然對於「母豬」一詞所包含的內容尚眾說紛紜，但根據我的了解，「母豬」的基本定義大約是：「利用自己的女性身分以及傳統的性別規範而獲取某些好處（例如吃飯可以不付帳），甚至用這樣的標準來約束、壓迫無法給予這些好處的男性的女性。」而更嚴重一點的母豬，甚至可能打著女性主義、性別平權的名號，來掩蓋或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因此，母豬教友們的名言便是「仇母豬但不仇女」，認為自己反對的對象是有著特定行為或特徵的女人，而不是女性整體，自然無「仇女」之嫌。

我理解母豬教友們此處的立論：他們認為自己在乎的是行為，而非身份；他們相信一個女性如果被仇視，那是因為她剛好做了母豬會做的事情，而不是因為她的性別。不過呢，以「又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母豬」這件事來證明仇女並不存在，似乎也是有點薄弱的立論。我認為，當我們試圖判定母豬教到底仇不仇女，或者母豬教到底是不是一個「性別化」（gendered）問題時，其實有幾個面向可以考慮。例如，母豬至今仍舊沒有一個確定的範圍，除了因為這個概念相對新穎外，其實也可能說明了其定義本身就高度浮動的特質。而面對這個高度浮動、變化的概念時，我們首先必須問的問題就是，那麼這個定義是隨誰變動的？誰有權力修改、解釋母豬的定義？換句話說，誰有定義母豬的話語權？

▲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其次，這個權力從何而來？這些定義又是因應哪樣的規則而產生的？例如，年輕時「放蕩愛玩」、性生活豐富，年紀稍長後再選擇一個「老實男人」成婚的女性普遍被認為是母豬，但為什麼一個女性如果這樣做，會被認為是不道德的？這個不道德，是根據誰的標準？

最後，這樣的規範是不是只針對特定性別存在？如果母豬教反對的是行為，為什麼這些行為規範只適用於女性？一個男人，有沒有可能也是母豬？或者，有沒有一種存在叫作「公豬」？如果母豬並不包含男性，是男性的行為不受規範，還是這套規則不適用於男性？那又為何，男性和女性會有不同的標準呢？如果我們這樣細細問下來，恐怕就會發現，母豬教或許有可能不是基於「仇女」的心態而生，但母豬和母豬教的存在，卻和傳統性別角色規範以及性別權力的差異脫不了關係。

不過呢，這不是本文想要討論的重點（寫了快一千字了你跟我說不是重點？！），我今天想要聊的，其實是另一個有點相關的議題。在分析母豬教成因時，很多人提到了「求偶焦慮」的概念。簡單的說，有些人認為母豬教的產生並非仇視女性，而是一方面出自於教友們（多半是男性）對於自身在現今「女性主義無限上綱」的社會裡所受到的壓迫的不滿，另一方面出於男性對自身處境感到的焦慮，而其中「求偶焦慮」就是困擾很多男性的重要問題。

白話一點說就是，男性對於如何才能找到伴侶這件事情，感到越來越多的困難、挑戰，以及不確定。隨著社會變遷，男女雙方的性別角色都有所鬆動，其互動與交往模式也和以往有了一些不同，然而許多男性卻發現，這樣的改變並沒有讓事情變得比較容易，反而更為困難。當社會變遷讓女性可以在公領域裡和男性幾乎並駕齊驅，例如男性的收入水準不見得比女性高了，這些男性認為，在「女權高漲」、「性平至上」的情況下，傳統用來衡量「好男人」的標準並沒有消失（例如男性還是要承擔家庭大部分的開銷，擔任主要的Breadwinner），但卻增加了更多新的要求。無法達成這些要求的男性在婚配市場上就會被排擠、嘲笑，因此衍生了巨大的焦慮感。

有些人可能會說，「不就是找不到女朋友而已，有那麼嚴重嗎？」然而我認為，求偶焦慮是一種再真實不過的焦慮，更不是一個隨便說一句”just get over it”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當這個社會習慣了以戀愛定高低，婚配定輸贏，一個人愛情的順利早已經成為他／她被判定成功與否的標準之一，也因此，求偶不順確實可以讓一個人覺得徹底被否定，那樣的傷害、挫折其實是很強大的。更別提在實務面上，「單身」作為一種生活選擇，總是會遇到很多、很多的排擠跟打壓，大有賦稅，中有工作中的單身歧視，小至去個餐廳說一位服務人員都可以從頭到尾打量你。

而男性的求偶成功與否，又往往和對陽剛氣質的崇拜緊緊相連。陽剛崇拜的社會鼓勵男性透過征服配偶來證明自己的魅力以及能力，這更常常是一種成年禮般的入門儀式（例如青春期的少年常會因為處男身份而被嘲笑），如此一來，因為求偶不得而產生的挫折，絕對不僅僅是「找不到伴」而已，而是失去了自己和「男性身分」與「陽剛」的連結，是被男性社群徹底排除的恐懼。

▲圖／翻攝自網路

尤其當各種陽剛慾望在其他領域裡沒有辦法被滿足時，這樣的焦慮更可能被放大。在孤獨的資本主義現代社會裡，金錢（工作）與家庭（愛情）是認證個人的兩個商標，貧富差距跟社會流動的困難讓個人難以從前者獲得成就感，後者的焦慮也可能因此變得更為顯著。所以這麼一來，把各種挫折投射到那個讓自己無法獲得滿足的對象（女性），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只是這些男性們忘了，女性們其實也不過就是在做著跟他們一樣的事情：為自己的人生尋找認證。因為儘管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但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讓我們在工作上難以突破，而私領域（婚配與生養狀況）仍舊被視為評價一個女人的主要方式，例如三十歲而未婚的女性會被稱為「剩女」與「國安危機」，網路上也充斥著各種詢問「30歲的女性還單身的原因」這類問題的文章，其中往往暗示著，到達一定年紀卻仍未婚無子的女性勢必有著什麼「缺陷」。在這樣的氛圍下，自然許多女性們認定自己的人生任務就是找到一個「好男人」，而回歸到上面所提的兩種商標，好男人的判斷準則就是資本。

以討論這類議題時最常出現的AA制為例，每次看到有人正義凜然地批評不自己出飯錢的女人時，我心裡的感受總是有點矛盾。我當然不反對AA制，這些批評的內容也多半正確，但是我總不免覺得，這樣的批評著實太簡化了親密關係裡的金錢處理所代表的角力。簡單的說，在婚家人肉市場裡，每一個人都在找尋對自己最有利的條件，當男性們看中外貌（可滿足征服慾）、溫良性格與家務能力（符合「賢妻」想像）時，女性的考量卻可能是：結婚後自己在職場的發展可能受限，甚至有可能必須辭去工作，然後自己大概將負擔大部分的家務還有教養工作，那麼男性伴侶的經濟能力，自然成為一個不得不的考量。

▲圖／Pixabay

我這樣說，當然不代表我認同這樣的思維，而是想要指出，其實所謂的母豬教與公主病，是建立在同樣的邏輯與意識形態上頭的。養成（教友們所認定的）公主與母豬教友的，其實是同一套對於真愛、婚姻與家庭的認可與崇拜，以及在這套真愛婚家體系下，對於「兩性」的個別標準。當女性們為了自己的婚姻與家庭而焦慮，就必須把這套焦慮轉化成某種可以被執行的篩選策略，這樣的篩選標準就進而成為母豬教友們所體驗到的壓迫。而同樣地，對母豬和公主們的嚴格批判，也會再一次強化女性們的焦慮，策動她們發展出新的篩選過程。

因此，母豬教友們必須明白，光是靠著「剷除母豬」，其實並沒有辦法解除他們所面臨的焦慮與壓迫。因為母豬教的敵人從來就不是母豬，而是這個分別以「婚配可慾性」（在婚姻中是否能被慾望）和「婚配可得性」（是否能夠成功征服伴侶）來定義、評價女性與男性的社會，於是，隨著母豬的定義浮動時，其實這個社會也會不斷地更新「好男人」的標準。如果我們無法打破以資本與愛情（還有生養）定義個人價值的思考方式，那麼這套共生的系統就會一直持續。

同樣的，試圖以「教導男性如何求偶／變成更好的伴侶」來解決求偶焦慮，可能也不會是一個真正有效處理母豬教的策略，因為只要我們一直服從這個遊戲規則，就永遠會產生在遊戲中不成功的人。關鍵是，我們得練習從根本上反省這套規則。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無視於個人對親密關係的需求，而是或許我們可以想想，為什麼以婚姻為基礎元素而形成的家庭，會被賦予這麼重的分量？有沒有其他類型的人際關係，例如互相了解的好友、例如沒有性愛的同居，也是可以滿足我對於親密感、安定感和歸屬感的需要？我們有沒有可能看見，其他種感情滿足的形式，不獨尊愛情與婚姻，進而擺脫用愛情與婚姻成敗定義彼此的習慣？

也許如此，求偶焦慮才有機會找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