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宜慧(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筆震
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中,凱薩琳強森(Katherine G. Johnson)回應主管薇薇安(Vivian Mitchell)時,自述:「我對你們(黑人)沒有偏見」。
「那個是統計數字,過去愛滋病原因最多是煙毒犯者共用針筒所造成,現在統計數字就是這樣子,我沒有任何不敬。」賴清德,2017
依衛福部疾管署的調查統計數字,的確顯示愛滋感染者中,以男同性戀者居多,據此,賴院長的澄清沒有錯誤。
對賴院長的指責或糾正,各方面都有,有針對統計學謬誤的、針對公衛防疫取向已經揚棄「高危險群」說法的、有試圖釐清數字是否反映真實的、有討論污名的,不一而足;相對的,亦不乏力挺者,主要言之曰「統計數字確實如此,他沒有說錯」,進一步者,認為「難道連實話也不能說了?!」潛台詞莫如「你們這些說他錯的人,其實是自己心虛吧?!」
在這個發言上,各界評論是各抒己見,可惜的是沒有達到相互說服的效果,群眾大約仍在「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分裂狀態。
筆者淺見,各界評論無法真正出現對話效果,原因在於雙方其實說的不是同一件事,一方主要的評論核心是「污名不可取」,輔之以相關學術辯論,另一方則認定「事實就是事實」,沒有不敬,因為事實勝於雄辯。
▲圖/翻攝自YouTube
以下,筆者提出兩個觀點,嘗試銜接雙方落差:
一、講述「事實」,不代表沒有污名
跳過統計爭議,讓我們姑且假設「感染愛滋的人,確實以男同志為多數」論述為真實。
在這個前提下,大大方方的陳述事實,何來污名指責?很簡單,問題在於「是不是事實,跟有沒有污名,是兩回事」,符合事實者,不一定沒有污名。
美國在20世紀初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有色人種被附加種種限制,因為「有色人種愚笨不上進、粗俗不懂禮」,當時多數人都認同這些限制,因為有色人種確實「甚至不識字、犯罪率高」。
當時廣受認同的禁令來由,「愚笨不上進、粗俗不懂禮」是社會觀感,而「教育程度低、犯罪率高」則是「事實」,而且,這個事實,不乏各種各類的統計支撐。
時至今日,我們可以輕易辨識出,這些限制所依仗的理由,其實相當表面。我們可以輕易的提出反駁,不識字者眾,是因為給予有色人種的教育機會相當有限,而有色人種本身多數甚至連小康生活都很勉強,當生活必須掙扎在溫飽與否,上學當然不是優先選項;同理,當生活甚至不能溫飽時,有沒有違法也重要不過生存。
現在的我們,可以很理所當然的、對種族隔離制度表示唾棄,因為我們很明白,單純對表面事實而加諸評論或限制,非常不妥,也,不該。我們如果這麼做了,就是污名與應了污名效果。
二、男同志反彈愛滋污名,不是因為心虛
此番交會,若以「你們那麼激動、表示你們就是心虛」落幕,實在可惜。
愛滋歷史上,從最早期美國診斷出五名不明原因的病症者,發現他們都是男同志,進而將當時的不明病症稱之為「gay cancer」,到台灣首例愛滋感染者亦是,男同志幾乎是最早就被標籤為愛滋危險群的人。
在愛滋病被發現、有效的治療方式問世並逐年進步之後,歐美國家努力擺脫早期標籤,於是,當他們說「感染愛滋是因為不安全性行為」,而不再往後連結「誰的不安全行為」,他們是真心的這麼認為,從小的教育都是這麼教的。
台灣不一樣,台灣以高危險群分類來做愛滋防治與宣導工作,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大約與「以恐嚇為防治策略」長期重疊。因此,男同志是愛滋高危險群,而愛滋是令人害怕的、醜陋的、痛苦的,這些觀念深入人心。
於是,不令人意外的,男同志對愛滋議題相當反感。近年,在有心人士的努力下,雖然已經漸漸打破男同志對愛滋的抗拒,但骨子裡、長期積累在社群印象中的反感,並沒有那麼容易消除,更何況,至今,大多數人提起男同志與愛滋時,僅僅是頂著禮貌的臉孔,卻根本不掩飾眼底的尷尬或鄙夷。
做為一個愛滋工作者,我從來不問「你是怎麼感染愛滋的」,除非對方主動談起。但我理解政府公共衛生需求,因此,我特別希望,統計數字不要再區分同志或異性戀,讓我們回到真正的感染原因(不安全性行為等),並且,更致力來推廣所有有效又符合人性的防治策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