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重（資深媒體工作者）／筆震
由劉德華、甄子丹主演，王晶身兼監製、導演與編劇的電影「追龍」，九月底上映以來，兩周內在亞洲地區已經累積5.5億港幣以上的票房，創下香港電影近年少見的火紅成績。
▲電影《追龍》劇照。（圖／華映提供）
「梟雄傳記片」來自於尋根潮
「追龍」的原型是1991年麥當雄擔任出品人的「跛豪」，主人翁是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香港大毒梟吳錫豪（1930~1991）。片中的「跛豪」改名吳國豪，「追龍」則改稱伍世豪。
「跛豪」在香港影史上的地位，不只是當年票房季軍，更掀起了以道上梟雄為主角的「傳記片」新類型。包括「五億探長雷洛傳」（呂樂）、「賭城大亨之新哥傳奇」（澳門賭王何鴻燊）、「四大探長」（藍剛、呂樂、顏雄、韓森）、「香港地下司令」（東方報系創辦人馬惜如、馬惜珍兄弟）等。
在港英殖民時代的香港，當局對「本港史」其實刻意忽視。直到1990年代初，因為主權移交接近，社會出現尋根懷舊、研究香港史的風潮，聰明的片商於是趁勢推出新戲。不過為了誇大故事戲劇性，也為避免得罪當事人後裔，所有主角都以發音近似的姓名代替。因此在香港以外的市場，人人對劉德華的「雷洛」耳熟能詳，本名「呂樂」反而知者有限。
然而1997究竟已進入倒數，因此仍然有一些片商避免觸及的敏感地帶。例如多部電影提到1956年親國府幫派的「雙十暴動」、與1966年天星小輪漲價引發的暴動，但1967年左派發起的「六七暴動」，或許因為考慮到未來「老闆」，因此極少在電影中出現。
事實上「六七暴動」時間將近半年，對香港社會影響極大：舉例來說，香港禁放鞭炮，就起因於當時左派「滿地波蘿」到處安置炸彈；香港警察也因處理暴動的表現，1969年獲得英國政府頒贈「皇家」頭銜，以往其實並不能稱「皇家警察」。
功夫片中的民族意識
由於甄子丹出身功夫片，即使演的是瘸腿的跛豪，在受傷之前，照樣有不少武打動作。功夫片，也是香港電影的一大特色。
功夫電影的興起，當然要歸功於李小龍。從1971年的「唐山大兄」開始，李小龍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兩年間，完成「精武門」、「猛龍過江」、「龍爭虎鬥」，把中國功夫推向全世界。
後人（主要是華人）提及李小龍功夫片，幾乎永遠將其視為民族主義的代表—即使現實世界的李小龍是美國公民，娶了美國白人妻子。他雖然師承葉問詠春門下，但自創的「截拳道」致力於打破門派，結合拳擊、跆拳道、西洋擊劍、摔角等各國武術，並對傳統武術的練習方式多有批評，絕不侷限於傳統的「中國功夫」。李小龍在美國時，與美國空手道大師如喬路易斯、羅禮士等人相知相惜，彼此切磋，更跳出華埠以往「中國武功不能教給洋人」的陋規。而李小龍的全球影迷，跨越國界、種族，甚至劇中大打日本人的「精武門」都能在日本受到歡迎。
然而，這樣一個被西方人認為超越國家、種族、門派界限的象徵，華人卻總把他侷限於「精武門」中的民族主義英雄陳真：摔破「東亞病夫」匾額，警告日本武術家「中國人不是病夫」，還飛踢踢破公園門口「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牌子，讓華人觀眾大快人心。等到李小龍去世，港台爭相拍攝李小龍傳記片與「仿李小龍」電影，但引用的許多資料都道聽塗說，而且一味強調中國民族主義；相比之下，西方人拍攝的李小龍紀錄片，嚴謹考證，又不斷強調李小龍的「超越性」，真是大異其趣。
等到1980年代，成龍、洪金寶的逗趣功夫片崛起，強調小人物的人性可貴，藉以替代超人與民族大義，這才漸漸將中華民族主義色彩淡化。1987年的「A計畫續集」，成龍飾演的清末香港警察馬如龍，對著革命黨人士講了一篇「寧可做小事，不要搞革命」的庶民道理，就是這個轉變的代表。
外國人角色形象與時代背景連動
外國人角色在大中華區電影裡的形象浮沈，深受時代背景的影響。例如1950、1960年代，日本還是中華民國重要盟邦，即使是抗戰題材，但也會出現如「最長的一夜」（1965香港電懋）之類，讓「好日本人」擔任男主角。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外交橫逆接踵而來，1972年日本也承認中共，從政府到民間，更自認是被「以怨報德」。在此氛圍下，同年的「精武門」大賣，後來的民初功夫片，反派也清一色是「洋人+漢奸」。國民黨營的中影公司，更接連推出多部以抗戰為背景的戰爭片。片中的日軍，不是折服感佩於黃埔軍魂，就是死在國軍槍下，讓戲院觀眾鼓掌叫好。
隨著民族主義的退潮，功夫片中的洋人不再清一色是反派，也開始出現「好外國人」。1991年徐克的「黃飛鴻」，片中的洋神父，不但替黃飛鴻作證解困，最後甚至為了救他而犧牲。1994年陳嘉上的「精武英雄」，同樣由李連杰主演。大壞蛋當然還是日本人（周比利飾），陳真的角色設定卻變成負笈日本的留學生，還與櫻花姑娘（中山忍）成為愛侶；由倉田保昭飾演的日本黑龍會高手，對軍國主義的不屑也溢於言表。
2006年，李連杰在于仁泰的「霍元甲」演出陳真的師傅霍元甲。片中霍元甲之死，當然還是日本人的陰謀，但日方高手田中安野（中村獅童）卻光明磊落，不但與霍元甲惺惺相惜，發現自己同胞下毒後，還攙起彌留的霍元甲，大聲向全場宣布：「霍元甲獲勝！」
然而到了近幾年，外國人在功夫片中的「道德指數」，又開始走下坡。2010年的「葉問二」，片中的英國拳王「龍捲風」極盡囂張跋扈，完全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在比賽中也屢次出現鐘響後出拳的賤招。到了「追龍」，劇情架構與「跛豪」的一大相異點，就是增加了集貪財、好色、羞辱中國人....等所有負面性格於一身的英國亨特警官。片子更不斷強調，英國人如何貪汙腐化，如何欺壓中國人。相較於廿年前，「好外國人」似乎又從功夫片中絕跡了。
究其原因，當然是出自中國崛起，大陸觀眾的口味，成為華語電影最需要考量的市場要素。每年大陸的抗戰劇總共要「消耗」七億日本兵，自然香港片商不能不起而效尤，雖然作不到如吳京「戰狼二」般，讓中國特種部隊打進非洲，至少可以讓歷史裡的外國人壞到掉渣子，最後死得愈慘愈好。
更有趣的是，如今在大陸，罵日本似乎是政治正確，似乎每個人都懷抱國仇家恨；然而從1972年雙方建交以來，至少前卅年彼此的關係，遠不如後來緊張。在北京還仰賴日本ODA援助的時候，自然宣傳機器不便過度地鼓動反日、不會火力全開提醒民眾關於抗戰的記憶。在這段期間內，日本性格男星高倉健，隨著1979 年「追捕」進入中國大陸，一度類似鄧麗君，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民眾的集體偶像。
隨著中國大陸崛起，愈來愈不需對日本拿人手軟，愈來愈想要想要「走出去」；另一方面，日本右派也因北京的崛起，愈來愈鼓吹「中國威脅論」。交相激盪之下，在大陸與香港的電影中，外國人的奸惡程度，自然也就水漲船高，反正只要一灑「仇外狗血」，就是票房的保證。
2014年11月，83歲的高倉健過世，大陸社群網站上出現大量追悼的發文。然而一如高倉健在「鐵道員」中飾演的即將廢線小站站長，在他與世長辭之後，「好日本人」在大陸的主流戲劇中，也成了不復再見的明日黃花。
民族情懷當然是電影裡可以反映的一種情緒。但過於偏頗的扭曲，就無異於犧牲電影藝術來為政治服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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