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之謙／台北報導
近年來發生多起由精神疾病患者犯下的重大刑案，其中，今年4月30日一審宣判的「嘉義殺警案」，因法官認定鄭姓男子患有思覺失調症，行為當下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因此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判決無罪不罰。然而此判決顯然不符合社會期待，輿論譁然，除了加深民眾對司法的不信任，也加重了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甚至對立。對此，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認為，要解決精神疾病的問題，是一整個社會的改變，它的終點可能是，「不只是精神疾病患者，甚至是罪犯，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資料照／記者邱榮吉攝影）
陳柏惟表示，像北歐國家，他們的認知是，一個人會有病，是因為他這輩子經歷過的教育，包括學校、社會、家庭，所以一個人有病，是這個社會有病，是教育出了問題，是家庭的責任，所以他們不處罰精神疾病患者，因為我們沒有照顧好他，或是說某種程度我們沒有做好。
陳柏惟認為，當然政府體制上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從整個文化的角度來看，它是一整個社會的改變，他常講這種東西走到終點就是，你會覺得不只是精神疾病患者，甚至是罪犯，文明的國家都會認為那是我們的問題。
他舉例，像在日本，小孩子犯錯都是家長的責任，而且是一輩子的；還有芬蘭，他們認為如果國家的政府體制應該要照顧每一個人，而我卻照顧出了這樣的怪物，那這是我們政府的責任，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陳柏惟說，這件事情的終點可能就是會到這種程度，但目前台灣還沒有那樣的共識，就像傳統常講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們現在的社會氛圍，只會把罪犯丟給政府，但事實上，政府除了學校教育之外，也沒負擔到什麼權利跟責任，比如說叫你去殺人，我們的國家從來沒有教過你殺人，只有之前國民黨政府殺過人。
他認為，在我們想像的那個比較好的未來裡，我們都要認知到，如果要政府去管這件事情，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這是我們的責任，當人民覺得「這是政府的責任，不是我的責任」的時候，本身就已經跟民主制度脫節了，「是政府的責任就是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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