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猥褻老頭、巨大保險套、說話很賤—他是台北市長候選人

文／BuzzOrange（報橘）主編鄒家彥

那天早上，我去採訪了一個理平頭，在家穿藍白拖的歐吉桑：台北市長第五號候選人馮光遠。

他原本白髮及肩，不過，因為做人太白目，老愛用很賤的方式去罵沒有操守的人，所以被告上法庭、吃了官司，然後風風光光地進了監牢，二十天。

真的是很風風光光！大家都知道他是因為說實話所以被關進去。入監前一晚，他先辦了一場「『敗給人渣』入監惜別晚會」，好朋友和支持者都去送別他；關進牢裡後，裡邊的人見著他就是喊：「馮先生，加油！」「馮先生，辛苦了！」連晚上輪班無聊的獄政人員都去敲他門跟他聊天－－這根本是在監獄裡學韓國影星辦見面會嘛，而且門票免費，只是歐巴的登場造型不太帥。

「馮先生你頭髮原本這麼長，剃刀第一刀推過去的時候你有什麼感覺啊？」

這問題蠢到就像電視記者採訪受災家屬時會問的，「請問你們現在有什麼感覺呢？」但馮光遠回答地很認真，就像他答覆網友提問「如果台北爆發殭屍危機，你該怎麼處理」一樣，他說：

「欸，這很厲害！我跟妳講啊，我覺得監獄裡的剃刀應該是特製的，推下去都是一樣的高度（一邊摸著自己的頭髮），應該是設定好的，好厲害。」

這是只有因為說實話而被關的馮光遠會發現的小確幸。

如此特別的人，而且這麼多媒體都採訪過他，我們該如何挖掘出他很少跟人分享的一面呢？（這是一種不想跟別人問一樣問題的記者病。）

與其問他對當前國際或台灣政局的看法，不如多認識他這個人的內心多一點的好－－你不覺得我們從來就不了解每個候選人的真實面貌嗎？他是怎麼長大的？他喜歡看什麼書？他跟什麼人做朋友？他做過什麼工作？他喜歡什麼電影？他人生的中心德目是什麼？

能輕易回答出這些問題的候選人好像才更立體。所以我們問他：

「坐牢可怕嗎？」
「你怎麼這麼好笑啊？」
「你喜歡馬英九嗎？」
「你老說馬金有特殊性關係，是『特殊性，關係』還是『特殊，性關係』啊？」
「吳育昇官司那天，你把自己扮成一個巨大保險套，這點子哪來的？」
「你覺得媒體比較髒還是政治比較髒？」
「你覺得柯文哲跟連勝文誰比較有想像力？」（馮光遠說是連勝文！）
「聽說馬英九他爸從小把他當總統養，如果我想養一個好的總統，我該怎麼做？」
「你沒選上的話要做什麼？」

整整三個小時，聊到最後，他眼睛看到家裡什麼東西，就拿出來分享那其中的故事：他家的格局、他玄關的照片、他的黑膠唱片、他正在看的書、他出版過的攝影集（甚至一張照片一張照片地，說給我們聽）、他很愛做家事等等等。

兩萬五千餘字逐字稿，請你慢慢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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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 / 文字：鄒家彥、吳學展

《BO》（以下簡稱「問」）：你本來是個媒體人，那你為何、如何從媒體人變成一個政治人？

馮光遠（以下簡稱「馮」）：其實我在《中國時報》做「給我報報」的時候，就是批判政治非常兇悍的。我對政治一直很有興趣。我相信由媒體人來參與政治，對事情的掌握會更周全。我最後在《中國時報》做到副總編輯、文化新聞中心主任，光是每天開的編輯會議，跟大編輯部開的會，就知道多少的事情。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其實閱讀的範圍非常廣。

那時候「給我報報」被認為是殺傷力最強的一個媒體，因為我們都是用搞笑的方式，讓很多人措手不及。所以我對於政治從來沒有疏遠過，包括我在《壹週刊》每個禮拜都有一篇專欄，光是要寫那個東西，我就不知道要看多少東西；我長久以來有個叫做「時事排行榜」的一個專欄，就是把每個禮拜最重要的十件事情，用比較有趣的註釋、眉批去解釋，把我跟時事、政治一直綁在一起。以我對各種議題的嫻熟度，我相信我是一般的非專業政治的人裡面，排名是很前面的。

那為什麼要出來？因為現在檯面上的人，對我來講都是蠢材。

因為蠢材太多了，我每天去罵他們、諷刺他們，浪費我的時間，那我為什麼不出來，直接入主一個像市政府這樣的地方，用我對於市政的很多看法，跟我的團隊，一起來管理這個城市？

我的工作室裡都是跟城市有關係的書，我閱讀像上海、紐約、台北這些跟城市有關係的文化、建築書籍。我相信我如果能夠當台北市長，絕對是有史以來－－你知道，對於這個城市，如何作為一個好的市長－－我相信應該是非傳統政治人物裡面，最厲害的。

可是這時候出現了一個柯文哲。我其實兩年前就決定要參選。去年三、四月的時候，《自由時報》的鄒景雯本來說要不要給我一個專訪，我那時候覺得還太早。到了七月，朋友就開始找我做憲法 133 聯盟和罷免的事情；做罷免的時候，我就跟同仁有一個約定，不談台北市長參選的事情，不要給人家一個印象說，我藉著事情去謀一些名聲。

可是在這半年，柯文哲出來了。這種東西你也知道，一旦他的聲勢出來了，那所有的資源就過去了。可是我一點都不在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的團隊，他們基本上都是歐洲回來的、左派的學者。所以你看我們所有的政策，都是非常 liberal 的、非常 socialism 的東西；這一點讓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停止選舉，不會因為出現一個柯 P 聲勢很大，就不做了。

我覺得柯文哲這人沒有價值，一開始的時候我看不出他對一個城市有任何感情。因為他什麼都不懂，他只知道家、醫院、家、醫院、家、醫院。這是他自己講的。

你們剛才上樓的時候，有看到底下的腳踏車嗎？那是我回台灣之後第三輛腳踏車，之前的都是騎爛掉的。這二十年我都是騎腳踏車，包括我去《中國時報》、金石堂上班。

我在《中國時報》做到總管理處的協理，他們不讓我參與編輯部，因為我禁止置入性行銷，擋住很多人財路，所以我就被「高升」到總管理處當協理，那是非常 powerful 的，可是跟編輯沒關係，我就沒什麼興趣。

在《中國時報》這麼長的時間，跟高階開完會，大家全部都是黑頭車回家，我就去牽我的腳踏車，所以警衛對我特別好，他知道馮副總就是這樣子。因為我都是三更半夜、三四點才下班，出去的時候會跟他聊聊天。我基本上就是比較左的價值。

我覺得我們這個團隊一定要出來，當我們標舉價值的時候，我們是不管顏色的，藍綠自己去鬥吧。在沃草的「市長給問嗎」裡面，我們的政見永遠是最快回應、最多的，而且是最周全的，而且最有想像力的。這是我們對於台灣政治的責任，要讓台灣人看到，如果台灣政治要更民主的話，很多事情必須去談到實質面的內容，而不是像現在口水戰那樣。

全國看這兩個蠢材在那裡罵來罵去，無聊到極點。我自己在美國生活十幾年，我看到美國的政治、美國的報紙，光是選舉的新聞可以有多少種，非常好看的東西，非常 inspirational 的東西，所以我會覺得我必須要參加、而且要堅持下去，因為我是要讓很多人看到，台灣未來如果要變成一個更文明、更民主的國家，光是政治參與者就必須要更理性、有更 well-planned 的東西出來，不是說有個名聲、靠著人氣、口水戰，在那邊打。這是我對於自己這次參選，要提出所謂的解釋的話，這大概就是唯一的解釋。

問：可是 well-planned 的東西，台北市選民懂嗎？我是說選民的素質。

馮：我覺得台北市的選民也有一個 potential，你看我的臉書上始終有些人，如果有人說你不要在這邊影響到柯文哲的選情，會有人說你神經病；你們認為棄保是很重要，可是我認為，對我來講，應該是棄顏色、保價值，棄什麼藍保綠啊？

從結構面看，到現在為止 undecided voters，我相信他們那裏面的比例也是 5.5 比 4.5 的藍綠比，所以你叫他們各自歸隊的話，對綠並沒有什麼好處。也許是綠的一直在攻擊我，他們非常著急。

很多藍的決定要投我的時候，他們是覺得終於出現一個 alternative，讓他們來做選擇，很多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去投連家，光是他們家兩代公務員斂財數百億這件事就不想投，這些選民裡很多是淺藍的，他們對我這樣子的人，比較有好感，綠的人也很多人對我們有好感，但他們自己的盤算是怕投我，柯就不上。

可是我們覺得，民主政治就是對於某一候選人有怎樣的感覺。你投這個人就是支持他的政見，而不是因為投這個人會不會影響到其他的候選人。棄保這東西對我來說是很荒謬的事情，而且對於所謂棄保的東西，你會考量，是因為你考量到我的政見。

 
「我這個人就是講話很直，對不起，如果你被冒犯到，那你自己不要做錯事情就是了。」

問：你在參選之前跟台北市政府有關的經驗是，你做過馬英九市長任內的市政顧問，馬英九現在變成全民唾棄的總統，你怎麼看這個人以及自己過去這段經驗？

馮：其實市政顧問基本上只是一個榮譽職，是沒有薪水的，也很少開會。我看過那個市政顧問的名單，就是像大拜拜一樣，其實沒什麼意義。

我以前跟馬英九、金溥聰都還有一點交情，尤其是跟金，我以前做戲劇的時候，他會帶小孩來看我的戲。他們其實一直對我很有好感，是因為我是《囍宴》的編劇。我對於同志平權運動很早就跳進來，我相信這是為什麼他們對我有好感。

我想講的是說，以美國為例，60 年代黑白平權運動的時候，很多白人站出來捍衛黑人的權利，大家看到就想「哇，他們不是替自己講話，他們是替人權議題講話！」70 年代兩性平權運動的時候，很多男人跳出來，捍衛 women’s right，他們是在捍衛一個議題；這些東西大家看得到，因為他是男人、他站出來，「哇這男人好像還不錯，有兩性平權觀念。」

到了 80 年代，同志平權運動的時候，很多異性戀就不敢站出來，因為同志已經被汙名化到這個地步，你站出來好像是為了你自己。我覺得在同志平權運動裡面，很多人其實願意去替 gay right 奮鬥，可是他們自己都不太願意站出來；我們這種人不一樣，我們認為這是人權的事情，我們就站出來。

可是，就好像我剛講的，黑白、男女，其實是不同的性別、不同種族，為了一個他們認為正義的 issue；可是同志的議題就看不出來講話的人是同志還是異性戀，所以很多人就不太願意站出來，而且很多人都以為站出來的那些人，是替自己在奮鬥的。

我相信馬英九跟金溥聰，在他們心裡面，會覺得「馮光遠跟李安搞不好是一對」，很多人在開這種玩笑，可是我們在乎嗎？我們從來不在乎。

而且講到這點，隨著同志平權內容的改進，像我今年開始一直在呼籲大家出櫃。就好像以左撇子來講，以前左撇子受歧視，所以很多左撇子小孩被打成右撇子，可是當大家知道這是一個基因的問題的時候，你沒有理由去歧視一個左撇子。就好像你沒有理由去歧視同志，主要還是基因的問題。你會去歧視矮子、比較高的人嗎？這種事情再去談歧視，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當人們能夠非常驕傲自己原來 origin 的東西，別人沒有辦法去歧視他，因為歧視者反而才是弱勢，是個蠢蛋，因為他們不懂背後人權的東西。

回到剛剛的馬金，有一次市政顧問會議完，金溥聰找我吃飯，吃飯的時候他問我一些問題，我就覺得很尷尬；是什麼我不要講，這東西以後在出庭的時候我要講。金溥聰告我說他跟馬英九是「特殊性關係」的時候，我其實一直要求金溥聰出庭跟我對峙。本來就有特殊性關係嘛，沒有特殊性關係，你怎麼拿這麼多的權力？我這個人就是講話很直，對不起，如果你被冒犯到，那你自己不要做錯事情就是了。

金跟馬，其實我是後來才看到他們的愚蠢面、霸道面。我必須講一件事情，傳統的權貴子弟，80~85% 是蠢才，可是這些人因為有父蔭、包裝、特權，他考高中、考大學都是加分，但智商沒這麼高，可是他又去那種應該是高智商的人才能去的地方，所以他才能這樣出來。馬英九其實某種程度上不適應這種比較有壓力的政治、尤其是總統。總統要用很多的腦袋去想事情，當你沒有這種東西的時候，你其實就沒有辦法，你就是會顯現出你蠢材的這一面。

我也不能怪你，因為你的 IQ 就是這樣子。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領導者，不管是市政層級或國家層級的都是，例如郝柏村的小孩、都是誰誰誰的小孩。這讓我覺得很難過，台灣已經變成一個民主國家了，不是世襲制，為什麼人民還是去選蠢材？

老實講我從來不怕因為這樣被告，就來辯嘛，辯論上面不管什麼議題，我都能贏他們。我會覺得說，如果今天我因為金溥聰跟馬英九這樣子的關係，而不出來講話的話，其實也不對，因為很多事情其實是應該超越所謂的交情，我們應該就事論事，所以我對他們的批評非常的嚴厲。到最後，我尤其不高興的事有太多了。他們那個小圈子，你也知道馬英九用的都是跟他們有特殊性關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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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等等，你說的那個特殊性關係，是「特殊性，關係」還是「特殊，性關係」？

馮：這就大家自己去解釋，或許是對他們做出特殊性貢獻的人。

但是為什麼？為什麼這麼多政大的這些男性，不管教授幹嘛，能夠進入到公視，能夠進入到這麼多的決策圈？就是你們這些人是非常 close 的朋友。為什麼那麼多的活動，都是你們這些 celebrity 湊在一起？

隨便舉些例子，有品運動是花了台灣十幾億的人民納稅錢，做的一個 campaign，代言人是王力宏；像前一陣子，裕隆的嚴凱泰也在電視上炫耀他跟馬英九的關係，但他講到的東西，我聽的都覺得很奇怪，「他最近變胖啊」，我就覺得說，這些東西對我來講就是「特殊性關係」。你們沒有特殊性關係，你們這些人不會來代言什麼有品運動，不會有這樣好的待遇。例如馬英九就希望把裕隆的電動車弄到南美洲幹嘛的。

你看台灣的政治到最後，包括總統府現在裡面的一些人，有好幾個是我《中國時報》的同事，他們的性向其實我大概也知道，我就想說幹嘛總是…… 欸台灣是沒有人還是怎樣啊？就是你們這批人在做事情、在思考台灣的國政，那你們這批人在台灣所謂人才的 pool 裡面，是佔多小的一部份、多 limited 的一些人啊？你們去思考台灣的未來，我真的覺得台灣完蛋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擔心，我對於這種攻擊是非常強烈的。

我覺得我的攻擊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是站在台灣未來國運的立場去想這些事情，而不是因為你們之間的性向跟我不一樣。我基本上不會思考這個事情，而是思考你們是不是 qualified 去坐這個位子。為什麼我要攻擊金溥聰？因為我覺得你不 qualified 去做駐美代表、更不 qualified 來當國安會秘書長，因為你沒有這個背景嘛。

你看金溥聰就只會鬥爭，就是荒謬到極點。尤其是駐美代表，駐美代表一向是台灣政治圈，尤其是外交圈裡面最高的一個榮譽，最高榮譽你就給這樣一個人，完全沒有任何（說服力）。

在法院辯論的時候，我願意和解，我說，你金溥聰一定要寫一封信給我，告訴我你為什麼 qualified 來做這個事情，那我誤解你了，我就跟你道歉。法官問他說可不可以，他說可以，結果他最後寫了 90 幾個字的東西，就把他的學歷啊幹嘛寫上去，如果這東西就讓大家相信你 qualified，我相信台灣起碼有三萬八千人是 qualified 去做這個事情，他們只要把他們學歷弄出來。

所有跟我打交道，跟我在司法體系裏面鬥的這些 case，到最後我相信都會成為一些經典，包括像盛治仁的案子，我過一陣子要用非常好笑的方式去告他。我如果不用幽默的方式去對待你們，我真的對不起我自己，因為這是我最厲害的東西。我要用非常好笑的方式，讓你們啼笑皆非，又不得不接招。

問：所以說，你到底喜不喜歡馬英九跟金溥聰這兩個人？

馮：我現在當然不是。我基本上對於包裝過度的這些事情，沒有什麼興趣。我自己包括我周邊的－－你看我跟我最要好的畫家叫鄭在東，他算是台灣在中國發展非常非常好的畫家；像我最要好的文化人朋友舒國治，多少年的交情；還有李安，我們的交往；還有詹宏志，詹宏志還主動幫我辦了募款餐會，他跟他太太兩個人做了十幾道菜，招待了七、八十人，我從沒想到過他們可以做菜招待七、八十人，可是他們真的做到。

我意思就是說，我的朋友圈裏面，全部都是真材實料的這些人，我不太能夠想像說，馬英九這樣的人怎麼能夠獲得這麼高的名聲？純粹就是因為大量的資產去做他們自己的宣傳，我覺得這是不道德的事情。

 
「欸台灣是沒有人還是怎樣啊？就是你們這批人在做事情、在思考台灣的國政？你看金溥聰就只會鬥爭。如果不用幽默的方式去對待你們，真的對不起我自己。」

問：講到政治人物的 quality，你前幾天出獄的時候有發一篇文章在講想像力這件事；為什麼你說想像力這麼重要？

馮：我的工作團隊，像編劇、像寫東西，這些東西是需要想像力的。我們從小看這麼多電影、聽這麼多音樂、看那麼多書，其實我是馳騁在別人的想像力、作品裡的，非常享受。不管是市政規劃，不管是一個設計，各式的廣告，這些都是想像力。文化、文明都是因為人的不同的 level、面向的想像力，導致成今天這樣的局面。

台灣算是一個真的是不錯的一個國家，在想像力這件事情上，整體的想像力，這個國家出現了很多，例如光是科技業，我們也出現了非常有企業領導的品牌，在電影在很多方面，我們都有非常好的這些創作者。我自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想像力對我來講當然很重要。

但想像力不應該只是在電影圈或是說音樂圈、創作圈而已，想像力應該也在政治圈。我隨便舉個例子，在之前謝長廷當高雄市長的時候，他那時候的新聞處長姚文智，姚文智後來跟我很好，姚文智找我去說，「光遠，可不可以跟新聞處的人同仁聊一下」，我很喜歡開這種動腦會、想怎麼樣去 promote，我就馬上想到一個觀念帶給他們。

我跟他們說，紐約市在 1967 年的時候，他的市長 John Lindsay 提出一個概念，以城市的力量去幫助外地的電影、電視製作者去紐約市拍片，這個觀念是非常具前瞻性的。

那時候美國電影王國是好萊塢、在美國西部，可是好萊塢是片場制度，John Lindsay 那批人就認為說，其實整個大紐約、Big Apple 就是一個大的片場，為什麼不能在城市裡面拍電影？市政府會統籌很多幫忙的事情，所以從那時候開始他們就鼓勵很多人去紐約市拍電影。紐約市政府做的不過就是，維持交通，告知他們很多紐約人才知道的、哪裡買底片比較便宜、哪裡可以沖洗，你要來的話需要遵守這裡公會的規定，哪裡有些小朋友的演員可以去找、哪些 agent 是好 agent、哪些餐館是如果你拍片會需要外燴可以找的、你可以住哪裡，幾乎像這樣子的事情，如此而已。

只是因為這樣 friendly 的措施，越來越多人去紐約拍片，它的效果就很厲害啦！他們讓全世界更多的人知道，例如 empire state building 多好玩，或是說自由女神、中央公園、中央車站。他們在拍電影的過程中，其實宣傳了紐約，在大銀幕上宣傳紐約，他為紐約的觀光業帶來了很大的 potential。

只是這樣一個藉著想像力開展的政策，我最近看到的數據是，紐約市因為這個政策，他們每年可以創造的收入是 71 億美金，包括旅遊帶來的錢，包括在紐約拍片整個團隊他們住宿、飲食、消費的錢，雇用當地的人；因為美國都是工會的制度，就算是拍電影，也必須有電影工會的人來擔任，不能找電影以外的人。直接間接地造就了每年 71 億美金的城市的收入。

這東西我那時介紹給高雄市，所以高雄市是全台灣第一個以市政府的能力，去成立一個像是協助拍電影的一個單位，有很多電影最後在那邊拍，例如說《痞子英雄》，例如說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那部片還得了高雄市政府的獎、得了一千萬。我在台北市經常去台北市政府開會，以一個所謂的專家的身分去開會，可是我從來不願意在台北市提這個概念，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台北市的天氣不是那麼 friendly，如果要拍，應該要在高雄，因為高雄天氣好。

我們要做這種事情的時候，其實要知道每個城市的差異性。我相信台北市的效率也很差，後來我問了一些導演朋友，他們對於台北市的行政效率，也有批評。他們這次找了盧貝松來拍《露西》，他們還給盧貝松幾千萬！我覺得這就是跟紐約市的政策完全不一樣，紐約市如果每個到紐約拍電影的都要給錢，他每年要花幾十億美金，而不是收入幾十億美金。

台北市後來做這東西，我批評也很大，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概念上面搞錯了。我會覺得以想像力這件事來講，一個主其事者，他去想事情，他只能沿用傳統方式，頂多在這裏面去做些變通，還是這個人能夠大破大立、完全從另一個方向去思考？我覺得我能夠去做這件事情是因為，我自己把自己當作一個倡議者，advocator。

問：比如你一直在倡議同志平權這件事？

馮：其實我在寫《囍宴》的時候，我就知道這部電影會是台灣同志平權運動裡面非常重要的東西，因為是一批異性戀者在做這東西。

異性戀者還是同性戀者來做，在早期是有差別的，可是在晚期我反而覺得同性戀要扛下他們自己的擔子，所以為什麼當蔡明亮出櫃的時候，我趕快打電話給他，我說，「明亮，謝謝，你站出來跟我們這批人喊破喉嚨來講這個，非常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我非常感動，今年五月的時候，250 位 gay 跟 lesbian 公開出櫃，他們在國父紀念館公開出櫃，這就是台灣同志平權運動。可是這東西不能在二十年前做，因為那時候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大環境，所以二十年前是需要 straights 出來完全從 human rights 這個觀點去切入這個題目。

所以當我今天是個倡議者的時候，這就是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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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以前做過的「給我報報」、「娛樂周報」，那其中的想像力是什麼？

馮：為什麼我做「給我報報」這種東西？我從小就是生長在一個非常 liberal 的家庭，我爸爸、媽媽對我非常放縱，從來不去管我們這些，譬如說頭髮，我大學的時候，70 年代我頭髮到這邊（比肩膀），我走在路上警察也不會來抓我，因為他們就會說怎麼又來一個長很醜的女生。

那時候沒有男生留這麼長的頭髮，可是因為我們是嬉皮這種概念。我們在學校也是一樣，最好笑是有一次我們在理學院餐廳上廁所，我們都是站著嘛，幾個男生跑進來，然後就匆匆全部跑出去，他們以為跑錯廁所，但不對呀，因為我是站在男生的小便器前面，然後又回來。

其實很多事情對我來講，例如給我報報這東西，是可以改變台灣政治內容的東西，因為我們用非常搞笑的方式去諷刺、批判政治，跟用非常硬梆梆的東西、硬對硬的去對幹，我覺得是更有效，所以那時候犀牛皮事件證明說馮光遠這群人真的是神經病，真的很好笑，就把很多事情的本質給掀出來。（《BO》按：犀牛皮事件非常好笑，別忘了點下超連結去看始末。）

我做這麼多年給我報報，包括我過去拍過一部所謂的偽紀錄片，叫作《為人民服務》，是在講有一個叫做徐玖經的，就是我，競選總統的事情。有大概 20 幾位現實政治人物，從趙少康、陳文茜，全部都跳進來演他們自己，很好笑，那個概念現在去看還是覺得好笑。這一陣子我要把它重新拿出來，做一個復刻版的首映。

給我報報這件事情，其實是台灣所謂 parody 這種寫作的文體，算是台灣後來 kuso 文化的所謂的老祖宗。我們這批人，我 organize 出來的寫作者有二、三十個，後來他們就各自分散。我們這批人真正厲害的寫手，一直跟我有合作關係。所以你看包括像這樣的事情，也是需要想像力。

我在《中國時報》的時候，1996 年我出了娛樂周報，那時候被認為是開卷周報一樣的報紙，可是我是用文化的方式切入去寫娛樂，我建立了台灣的影評制度、樂評制度、年度十大的制度，全部都是我一個人搞出來的。

其實做這個娛樂周報，我在裡面算是有點被拿來鬥爭，「欸你很厲害啊，每天在這邊批評這個批評那個，那這個週報你做拿去做吧」，可是他們一個人也不給我。開卷周報，同樣也是周報他們有七個人，我這邊就只有一個執行編輯加我兩個人，可是 I don’t care，因為我太厲害了！

我在兩三個月之內，聯絡到台灣最棒的 writers，這些人其實可以寫影評、可以寫樂評，很多那時候是新新聞記者，或其他雜誌的記者。我喜歡的我全部去聯繫，例如有些古典音樂的雜誌，我都到那裡去找寫手。我很快地建立了我自己一套娛樂寫作的東西，就有點像《New York Times》的 arts and leisure 這樣子的一個 section，全部都是在講娛樂的結構面的東西，除了我剛講的影評跟樂評之外。

我做事情的習慣是我先去寫範本，例如我今天來做娛樂周報，我先確定幾個專欄，這專欄的第一篇都是我在寫。例如說有個專欄「影響我最大的一部電影」，我找所有台灣重要的導演，是什麼電影影響他們最厲害；為了這東西我親自打電話給李安，我跟他談這概念，越洋訪問裡面，他說影響他最大的是《畢業生》。我就開始跟他談這東西，談為什麼？他就談到叛逆，非常特立獨行的東西，對於傳統禮教的東西，影響到他很大，畢業生是影響李安最大的。

從這部電影就拉了另外一些的寫作，例如說你的畢業生在哪裡看的，我就說我在樂生看的，他就說他在新生看的，我說我絕對是樂生、他說他絕對是新生，我為了這問題打給樂生的老闆，說《畢業生》到底是你們這邊首映還是那邊首映，樂生老闆馬上跟我說，馮先生你們這個問題真的很好，因為《畢業生》首映過兩次，第一次是《畢業生》第一個版本出來，裡面他愛的是他女友的媽媽，後來電檢說這是亂倫，叫他們撤片下來，要改成那是女友的姊妹，所以第二次是改成姊妹的版本，一共上片兩次。老闆跟我說，你們兩個都對。像這些細節我都會去寫，就很好看啊，我寫的全部都是故事。

從那樣開始之後，好多導演都一再講說影響我最重要的一部電影是什麼，每個導演都有，甚至到最後音樂人、重要的創作者，都在講影響他們最重要的一部電影。所以那個專欄就成立了，只要我每個禮拜打電話給兩三個導演問要不要寫，時間到他就交稿。

另外例如說，我有另一個專欄叫「職業觀眾」，職業觀眾人家一聽就好像職業學生這種東西，但這概念是說，例如說我今天看了一部跟登喜馬拉雅山登頂有關係的電影，我就請了一位登頂成功的登山者去看，他因為登頂成功，他的鼻子凍壞掉了、耳朵截肢，他受傷。我請他去看這個電影裡面，有哪些從他的職業來看，是荒謬的、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這東西很好看啊。

有一部電影叫《杜立德醫生》，是跟動物有關係的，我就找動物醫生杜白寫。當古巴飛彈危機那部電影出來的時候，我就請《中國時報》最有資格寫美國政治的副總編輯叫作郭崇倫，他是中國時報國際版的頭頭，我說你從當時你知道的文獻、各方面去寫那部電影裡面，你覺得哪個地方掌握得很好、哪個地方有些虛構－－每部電影我都可以找到一些類似的觀眾，所以那個專欄叫作職業觀眾。很多人喜歡啊。

後來我有個專欄叫作「言行考問」，這是我自己出題目，給很多娛樂圈裏面的人，就好像你們今天問我的這種問題，是比較結構面的、知識性的，不是那種八卦的東西，我提的很多問題給這些娛樂圈的人，最後很多人，例如張小燕也想來被考問。我說張小燕當然可以啦，後來因為一次鬥爭的成功，我變成有一個團隊，後來有人跟我說，光遠有個叫「陶子」的人也想被問，我說「陶子？她現在有名嗎？（大笑）」

後來我們娛樂周報變成非常大牌的報紙，我們談的都是結構面的東西，我寫的文章，我是最早把春吶，那時候春吶好像第二屆，我就馬上請我們的樂評人直接去春吶幫我做報導，那時候根本沒幾個人知道春吶。因為我都是報導一些不是那麼有名，可是很重要的，例如說金門王跟李炳輝，是在淡水走唱的，我知道這號人物，我馬上就請同仁去報導他們。

陳珊妮，我有次聽到陳珊妮的音樂，我就說這小姑娘好厲害，我就打電話給珊妮，我就說我是誰誰誰，她那時候還在政大，我就說我要報導你，她好高興。我們就做了篇首頁大的報導，但沒有畫面，我就打給珊妮說，我們沒有畫面，你能不能提供一些畫面，她就說要不要提供她的畫作，她就提供了這個東西。

前陣子我坐牢，藍祖蔚有特別去我的告別晚會，他是我們同行，他是《自由時報》負責娛樂的，他在台上就在講說，當年的娛樂周報多厲害多厲害。我隨便提出一個概念、告訴大家一個寫作的方向，而且是說，我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 repoter 也是一個很好的 editor，所以我看東西真的不太一樣。

有天我就跟郎雄聊天，我說，郎叔為什麼你在接受金馬獎的時候，說我把這個獎項獻給陸軍第幾師的兄弟，我說你為什麼這樣講？他說好感觸，我就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原來那時候他是孫立人的部隊，孫立人的部隊那時候被整得很慘，可是他們所有部隊裡面的官兵都很支持他去演戲，非常幫忙他，有機會都給他，所以他覺得他最後能夠走上演戲這途，是得到很多那個師裡面弟兄的幫助。所以他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時候，他說把這獻給第幾師的弟兄。那真的很感動。

問：你應該很受不了現在的影劇新聞作法吧？

馮：因為我看了太多年的《紐約時報》，所以我會覺得，你今天要來報導娛樂不要只是報導說誰的小狗在誰身上灑了尿、誰跟誰出去又被拍到，這跟娛樂的供應面的東西有什麼關係？這些是 gossip 也可以，就去做 gossip 的報紙或雜誌，可是如果今天我們要來讓台灣的娛樂業進步的話，其實我們要多關照像這樣子的題目，我今天就算要來寫娛樂的東西，也有許多面向。

我常舉的例子，是有一年我看《紐約時報》，我看到有篇東西，我看得又好笑又感動。文章講的是，那個記者講當年暑假的電影非常暴力，他就舉了一些電影，他之所以認為他暴力，是因為他把他看過的幾十部電影裡面，每部電影裡面，「砰、砰，兩個」，「達拉拉拉，機關槍掃過，幾十個」，他是用 body bag 屍袋的觀念來算的，他說，「今年暑假我在銀幕上面我數了九百多個屍袋，有這麼多 body bag，所以今年暑假的電影非常暴力。」沒有人會想這樣切呀！這就是想像力，你就用這樣切進去，去談這個事情。

娛樂的東西有太多可以寫，例如說 92 年我從美國回來，我看電影非常不習慣，因為大家看到 THE END 就站起來，可是在國外看電影的習慣，一定要看到 credit line、staff 的東西，大家都很有興趣在那邊看，這電影用到多少卡車司機啊，我們會很樂意並且非常習慣來看這樣的東西，可是台灣沒有。

於是有一天，我就寫了一個故事，這故事是我親身的感受，例如說，我有次看 Mr. Bean，豆豆先生的電影，我在長春看，我永遠在長春看電影，因為他們是最尊重電影創作者，他們永遠都會 run 完 credit line 之後才把燈打開。那天 Mr. Bean 我一看完，其他人全部走，我就留下來看那個東西，全部都完了，我以為 OK 完了要走了，後來 Mr. Bean 跑出來說，「欸，你還在這邊啊，我也跟你一樣，我看電影一定要看到最後。」好感動啊，然後又講了些應酬的話，「OK，拜拜」他就從那邊走（指右邊），過一陣子又出來，「對不起我應該往那邊（左邊）走。」我後來就寫一篇文章講這個事情，用讀者投書的方式，向長春電影院致敬。

長春電影院總經理後來打電話來問我，馮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那位觀眾是誰，他們都好高興，我說不太方便、我們不會透漏讀者的資料。我就一直很感謝他們，現在其實不錯了，現在電影院幾乎都是全部 run 完，你看這個觀念是我多早以前就特別在強調的，因為你今天要尊重電影從業人員，就是要從這種小事情做起，這樣養成看電影的觀眾尊重電影創作者的習慣，對台灣整體電影的發展是好的。

我的觀念一直是這樣子，我們覺得對了就去 promote，所以娛樂周報其實是我非常得意的，現在在壹週刊寫影評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從我們那邊出來的。王志成以前因為批評《辛德勒的名單》，就被電影公司封殺，我就放話出去，誰敢封殺王志成，我就把這電影公司名單公布，我要求所有影評人都不要去看他們電影，因為一旦你看他們電影還不能夠寫壞的，還一定要寫好的，結果後來他們真的不敢，因為他們真的放話出去了。我相信媒體的力量，而且我們是正當的，哪裡有說電影只能寫好的、不能寫壞的。像娛樂周報，是我這輩子做過的，我覺得比較得意的事情。

很多所謂想像力的東西，例如說有一天在中國時報大樓裡面，我碰到余老先生，他已經 90 歲了，他看到我就叫我過去，他跟我談兩三個小時之後給我五百萬，他問我說，「怎麼樣子讓年輕人看中國時報？」我就說，「余伯伯，你如果讓習慣看中國時報的年輕人寫東西，從他們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看，他們長大自然會喜歡看中國時報。」我的概念是說，我們做個青少年網站，我們來主導這樣子閱讀的東西，他說很好啊。可是我說，「余先生，可不可以不要跟中國時報有關係，他說好」，後來就取了個名字叫 Y 邦 bomb，Y 就是 Youth、因為是歪的意思、不正的邦國，裡面的記者、編輯全部都是大學生，都是 20 幾歲剛出來的。

那時候，裡面有幾十位記者，我可以接到像普林斯頓大學的記者，因為那是網路時代，我的記者都是各大學裡面用網路發稿，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那個記者說，「我現在在游泳池裡面游泳，因為大家都回家過節，整個游泳池都是我的」，可是你很感傷，因為我們留過學，我們有過這種經驗，整個學校只有我一個人，你會有這種 homesick。我那時候整個 Ybomb 網站裡面，我非常知道年輕人的東西。

我這專欄永遠是跟年輕人在一起，他們會寫某個大學，我們宿舍漏水問題，或我們這學校非常偏遠，可是附近好玩的地方很多，請你把我們學校列入志願，他就把附近的景點全部寫出來。他們談的，是以學生的觀點去報導新聞，是校園記者，是我首創的，後來因為鬥爭，這個網站就沒有了。

我二月跟余老先生談，五月網站就上線，十月行政院資策會有個網路的大獎像，叫網路奧斯卡獎，我的網站根本就沒有報名，就被列為最佳網站。一定也是他看到了這東西，覺得這概念太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講想像力，我有太多的事情，例如我去年做了憲法 133 實踐聯盟，我覺得這也是想像力，我覺得我整個對民主結構面的東西，只有選舉，我們一定要有罷免，把一些壞蛋幹掉，才能夠讓台灣的政治更親民，所以就這樣跳下去做了。做為一個倡議者，我覺得永遠是做很前面的事情，永遠沒有得到好處，可是我做這麼多事情，到最後有影響，這是最重要的。

我的生活其實過得非常好，你看我光是看書這件事情，我在牢裡面 20 天，扣掉頭尾兩天，剩 18 天，看了 16 本書。

問：你覺得台灣現在有沒有哪位政治人物是有想像力的－－不對，我換個問法，你覺得台灣現在有沒有哪位政治人物「可能」是有想像力的？

馮：哪有啊。今天談想像力，如果我或我們團隊出來從事市政的話，例如我們騎腳踏車，光是這件事，我對於台北市的綠色交通的東西，我就充滿了想像。

我有本書叫《鐵馬革命》，我幾年前看的，行人出版社出的，那本書在講全世界大概七、八個腳踏車友善的城市，是如何構建他們的基礎設施，如果郝龍斌那些笨蛋早點看過的話，就不會去搞那什麼敦化南北路的，我作為一個騎腳踏車這麼多年的人，我好幾次在敦化南北路那東西上差點被撞。

我之所以痛恨他們，是因為我的生命差點因為你們的愚蠢就不見了，你們弄一個腳踏車道，跟公車、計程車上下車、上下貨的車子，全部搞在一起耶，真的是蠢到不行的一個概念，花了幾千萬，後來就發現不對，又默默把他整個打掉，他們就永遠在浪費市民的錢。

為什麼我經常說蠢材，而且毫不猶豫的用蠢材去講這些人，這是發自我內心的看法。

很多人願意跟我一起工作，我不管帶什麼團隊，就一直一直下去，像娛樂周報早就沒有這種東西，可是我那個團隊全部分散在台北市重要的媒體裡面，都是娛樂的頭頭。我們三不五時聚會的時候，我講些東西他們還是會聽。概念就是說，如果今天城市的主其事者，他就是蕭規曹隨，只不過做個 maintain 的工作，這城市就不會進步，你總是要大破大立，把一個事情幹掉，用我這套方式來做，絕對可行。

例如，我新的市長任內，上下班全部彈性調整，因為很多事情你可以家裡做，你七點多來，那你就四點多五點下班，你高興 11 點多才來，你只要把工作安排好了，你就是自己做。這樣做的話可以帶動民間一起，就不會一定在某段時間這麼多機車擠在那邊，很多人其實就可以搭離峰的捷運上班，不必再去騎摩托車。

摩托車這東西應該要被慢慢被淘汰掉，你其實可以騎腳踏車，我不管到哪裡都騎腳踏車，騎腳踏車讓我看到台北的巷弄美學，讓我看到台北的建築，我尤其喜歡三更半夜騎踏車，很奇怪，我以前在中國時報下班時常常是半夜兩三點。我光是在萬華到處逛來逛去，第一個晚上比較安全，我都騎人行道，所以不太可能有酒駕撞我，除非他撞上人行道，那我就認了。其實我非常喜歡看巷弄的東西，我看到舊的那種四層樓的房子，他們樓梯間外面的磚、花磚，透出來的那種光真的很漂亮。舊的房子裡面很多花磚，那個設計都很漂亮。包括有些樹，你三更半夜去看人家門口的樹，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如果郝龍斌那些笨蛋早點看過《鐵馬革命》，就不會去搞那什麼敦化南北路自行車道，我好幾次在敦化南北路那東西上差點被撞。我痛恨他們，是因為我的生命差點因為他們的愚蠢不見了！」

問：硬要比的話，柯文哲跟連勝文你覺得誰可能想像力多一點？

馮：我覺得連勝文可能會多一點，因為他對市政有他自己一套想法，例如說他要把台北市三座山松山、華山跟中山要怎樣，又要把社子島弄成曼哈頓島，還有他覺得內湖黑漆漆一片所以要去改善－－他生活在帝寶裡面，起來打開窗戶，就覺得這就是台北，他從來沒有過過庶民的生活，可是要選舉了，他就想來轉換一下身分，他去賣豬肝湯、去修腳踏車。

我說，你如果今天要轉換身分，你是不是要假裝自己是個公務員，你知道你爸爸跟你爺爺兩個人都是公務員，賺進幾百億，你自己為什麼不也來當個公務員，想想看怎麼去賺這麼多的錢，你為什麼不假裝自己是一個有民主觀念的候選人，所以你可以讓馮光遠一起來辯論。

我看了真的覺得太好笑了，我馬上跟團隊說，他如果可以藉著賣豬肝湯知道中下市民的生活細節，那我是不是可以藉著在帝寶外面坐個 30 分鐘，所以我就去帝寶外面坐啦，坐了大概 15 分鐘。拍了一些照片，「啊，我今天坐在帝寶門口 15 分鐘，我覺得我是個億萬富翁」，就好像你做了幾碗豬肝湯一樣，莫名其妙哩神經病。

我會覺得他的喜劇是渾然天成，我有時候會覺得連勝文應該去當喜劇演員，去演單口相聲，真的應該注重連勝文這一方面的才氣，他當市長真的太可惜了，他對於市政方面沒有那種，可是他對於講一些搞笑的東西太有才情了，新生高架地下化啊，鄭成功到台北來啊。

柯 P 我會覺得是個非常刻板的，他對於醫學專業的東西非常厲害，這我們當然知道，除此之外，他就是家、醫院、醫院、家，所以我對於像這樣的人要來主掌市政，那他現在當然在學習，可是我覺得我們為什麼要選一個在職進修的候選人，不選一個像我這樣一個對台北市了解的人？

台北市的行政區除了北投我沒騎過之外，其他的行政區我都經常在走，有時候我甚至去錄影我都騎腳踏車，或我去士林出庭我也騎腳踏車去啊。人家就會說唐吉軻德來了，因為唐吉軻德騎著馬，我騎著我的鐵馬跟你們對幹。那東西我曾經寫過，哇呀太好笑，馮光遠騎著他的鐵馬跟法院裡面的風車對幹。

問：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跟吳育昇的官司了吧。把衣服拉到頭上，說你自己是巨大保險套的點子哪來的？

馮：我跟吳育昇打官司多好笑啊，我那次設計了一件 T 恤，背後有個故事。有部片子，法國導演 Rohmer 拍的《夏天的故事》就影響到我跟吳育昇打的官司，我製造出很多的效果，都從那部電影出來。電影裡有一段在演主角準備偷情，那時候剛好生了第二個小孩，他帶老大去看弟弟，老大在吵，他就把衣服拉起來做成鬼臉給他看，這鏡頭就過去了。後來他要準備偷情之前，他去盥洗要脫衣服時，看到鏡子裡的自己，突然想到前面拉衣服做鬼臉的事情。

這個概念影響我很大，像 Rohmer 這導演可以用這兩個鏡頭交代道德的掙扎，所以在吳育昇那次，我就做了一件 T 恤，「每逢慾昇，想起薇閣」我把 T 恤也弄起來，在法院裡走來走去，記者就問說，馮哥這是幹嘛？我就說，「我是一個大的保險套」，我就這樣一直走來走去，第二天報紙上，中國時報第二版那照片好大喔，非常猥褻的一種感覺的糟老頭。

昨天司馬文武還在他的專欄裡面，提到馮光遠特別喜歡用性這個東西惡搞人家，就是因為，第一個，性這件事，在華人世界裡大家太假道學，我刻意要去刺破這個東西，而且太多像吳育昇這事情，都跟性有關係，所以我就刻意要用性這個東西去諷刺，這是我的文法，如果你們不懂，那我也不管，可是像司馬文武這種人懂，他就知道其實我用性，是有我的目的在裡面。

所以包括像我前陣子出本書「家庭性辭典」，我昨天才知道那本書在法國的一個書單裡面，一個法國漫畫家選為最佳漫畫，這個專欄在壹週刊的時候是最紅的專欄之一，可是其實，背後的意義是更勝於那個好笑而已，什麼性、什麼性，我那時候就刻意在製造什麼什麼性、什麼什麼性，當然特殊性關係的「特殊性」就在這一波的論述裡面出來。

所以像 Rohmer 的電影，影響到我跟吳育昇的官司、背後的東西，所以我們今天就算做很多的事情，你說這人做事情怎麼這麼奇怪，可是我們背後都有脈絡的，這點很重要。

我們作為創作者，一篇篇文章、或者政治，我們對於背後的東西都很講究，對於一套流程，怎麼樣讓我們今天會這樣思考，我們今天對青年政策、兩性平權、多元成家政策，為什麼會這麼堅持。等一下會有跟遊民有關的代表過來跟我聊，因為我們對遊民也很有感覺，所以我非常討厭應曉薇。

我們很早之前對遊民政策有自己的看法，我們會覺得想像力在施政裡面，絕對不是想像一些空泛的，例如弄一個 2016 世界設計之都，然後台北就能變成一個設計之都。因為你這是唯一的城市去申請，唯一的城市被錄取，我根本就覺得這是一個詐騙集團在做的事情，這陣子我過一陣子會開記者會，我已經找到很多資料，準備修理他。

今天，主其事者的想像力到底厲不厲害，那關係著整個城市的發展，台北市真的很可惜，過去 16 年，馬八年、郝八年，都沒什麼特別大的進步，這同一時間，全世界其他城市進步程度都很大，台北市光是一個忠孝西路公車站，我每次經過就覺得這東西打掉就好了。所以我覺得說，這批人在做事情，就是官官相護，一批沒有才氣的人，在護衛另外一批沒有才氣的人，然後在拉拔另外一批更新一批沒有才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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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在吳育昇官司那天的扮相真的很瞎，那，「若台北爆發殭屍危機，您的執政團隊會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神回答，你和你的團隊是怎麼想像出來的？

馮：馬英九不能想像這種東西，他不能想像殭屍可能等同於伊波拉、核災，例如說核災，我們從來沒有所謂的核災兵推。兵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在現代國家裡面。如果你沒有兵推，當危難發生的時候，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去應對。

像殭屍這樣子的一個 case，我們在思考這個東西的時候是想，例如萬一像核災發生的時候，我們怎麼去推，我們怎麼撤退、消毒、現場整理、讓驚恐的經驗不要再擴散到南部。

你知道嗎，我們談到核災變的時候，官方的版本竟然是八公里，他們就把核災的受災範圍訂在八公里，全世界都訂在五十公里以上。你就算有心要做，你也完全根據錯誤的資訊跟假設去做，這種事有做跟沒做差不了多少。

殭屍這東西之所以有趣，是因為這東西原本是人家想像的東西，可是電影裡面很多想像的東西，你難保他不會發生。像我們有定義很多種殭屍，這東西其實很早就流出來了，最近剛好有人在問，我們就再拿出來。

有些事情如果你能夠有個高度去想事情，帶出來的結果會跟另一個主政者完全不一樣，我們這個團隊之所以有趣，是因為你丟給我任何東西，我們政策組的人分布在全台灣，全部在網路上面討論，而且我們在臉書上有個帳號，丟出題目之後，大家就開始提供自己的看法，最後由政策組的頭頭決定誰寫這個東西，可是都是經過討論的。

每隔一段時間，大家就從各地方到台北來，平均年齡大概三十多一點，幾乎都是歐洲回來的學者，有些是在司法體系工作、有好幾位是在做電腦的，都是重要的部落客，可是他們不願意露臉，有些還在政府單位工作。很多政策面的東西，這些人也都有實務，很多想像力的東西，我們這批人在一起就會聊書，我相信台灣沒有幾個團隊像我們團隊這樣工作，而且我相信我們這批人的 brain。

問：既然整個政府都是蠢材，如果我現在生個小孩，想要把他養成一個好的市長或總統，就像江湖傳說馬英九的爸爸從小就把他當總統在養一樣，但我不想養出馬英九，我該怎麼做？

馮：最重要的是要培養他的閱讀習慣。

我覺得像我周邊這些朋友，他們對於他們的下一代，都非常一致的覺得要讓他們小孩看書，例如給我報報有個讀書會，我們會談書，甚至會談下一代他們最近在看些什麼。閱讀是拓展一個人的視野最重要的方式，你說要培養下一代的領袖，我覺得就是給他們一個好的環境，例如一個閱讀的環境，讓他們自己發展。

不要用強加、用自己的觀念去教養小孩，要把自己的小孩形塑成另外一個我，我覺得這完全是錯的。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發展。像我的父親母親，就提供我買書的錢，我們家從小書就很多，其他他們就不管了，我如果要看電影、買糖果，我就自己打工。

問：可是不看書的人還是很多，像我家以前看樣品屋，我就覺得很奇怪，我們家每個房間都有書櫃，但樣品屋裡面的房間都沒有書櫃，也沒有書房，是不是大家都不看書？如果你在台北要推動閱讀這件事，你會怎麼做？

馮：在台北要推動閱讀的話，我第一個就會跟很多 cafe、茶館合作，例如裡面可以掛些畫的東西，可以跟他們談用書來裝飾，而不是用其他東西來裝飾。我當作一個仲介，讓出版社跟咖啡店做結合，我有很多種方式去 promote 書，因為我曾經是金石堂的行銷創意總監，我進了金石堂之後，誠品才說，「光遠，老闆知道你去金石堂，看到你做了些事情，說當初怎麼沒把馮光遠找過來。」

我進去之後，第一個暑假，主題叫做「閱讀的姿勢」，閱讀的姿勢很多種，我們喜歡躺在床上看書、蜷在沙發上看書，但我說夏天最棒的看書姿勢是在澡缸裡面泡著冷水看書，我就跟總經理說，我做這件事你不要阻擋我。我就把忠孝東路的金石堂，整個櫥窗全部拿掉，重新建成一個小房間，裡面擺了浴缸，放了水，找了男女模特兒，穿著比基尼跟短褲，整天泡在那邊，一邊看書。旁邊很多香港跟日本客人住的旅館，看到都嚇到。這就是一種櫥窗的藝術，我用這種方式去 promote 閱讀。

我後來幫他們設計了一整套的小冊子，每月一本，光是設計這東西他們也嚇到了，我就用出版情報這東西，去 promote 閱讀，而且我們全部都找插畫家來幫忙設計，讓封面更好看，插畫家也是出版圈非常重要的一環。我用到每一個環節裡面，我覺得比較有趣的這些人。

所以光是像這種東西，我沒有像以前《誠品好讀》那麼艱深，我就是介紹一些好書，訪問一些人，我知道我們的受眾、讀者跟誠品的讀者不太一樣，所以你看我做事情，可以分得很清楚，我們是 customer-oriented，什麼樣的顧客我們設計怎樣的產品，而不是從自己的觀點、角度設計一些莫測高深的東西。

那你剛剛講 promote 閱讀這件事情，在國外跟 cafe 文化是黏在一起的。以紐約來講，紐約的 cafe 的文化、跟 pub 的文化、更早是 salon 的文化，是讓這城市成為文化重鎮非常重要的因素，光是 cafe 裡面，有多少抽象畫的畫家跟多少前衛爵士樂的歌手，因為交談、聊天，他們藝術其實都是互相溝通的。

我在牢裡面看了一本勞倫斯卜洛克的書，他前幾年來台灣的時候，我還當過他的導遊，因為我那時候還在金石堂，我就帶他跟他太太去公館夜市逛一下。第二天我就跟舒國治、他們夫婦和其他朋友，去 cafe 聊天。我就跟他聊，你們家住 downtown，那你會不會去某家 pub 喝酒，他說他以前會，但他後來戒酒，他說那間 pub 就在他家對面。那家小酒店是我很喜歡去的，很多詩人、創作人包括美國小說家例如海明威他們，一直會在這樣的地方出現，這種地方永遠是文化衝擊最厲害的地方。

一個城市要有很多像這樣的地方，這城市很多的文化運動才可以開始，所以你看紐約在 50、60 年代的抽象表現主義的畫派，70 年代的 pop 藝術開始，他都是在這樣的場域裡面發生。台灣現在越來越多這種場域，開始一個個出來，台北市內其實很多咖啡店，像捷運中山站旁邊，赤峰街那邊有很多小的文創產業發展得非常好。

如果我們今天要來推展閱讀這件事，光是從這些小的點，怎麼樣讓他們知道說，你們可以成為台北市文化的尖兵，可以是領導者。紐約市總是有些咖啡店，有間叫做 peacock 我也很喜歡去，詩人特別喜歡去的，紐約好幾個 cafe 有固定的民謠演唱、朗誦，台灣比較沒有這種活動，例如朗誦、朗讀。

朗讀是一個人把他的寫作用另一種方式呈現出來，美國之所有朗讀這種習慣，因為美國的有聲書非常的 popular，這跟他們生活有關係，因為有人是開車上下班，他們開車過程，有聲書就變成他們今天上班要聽 Stephen King 這本書的第一個章節，就一邊開車一邊聽。美國很多的電台，到現在為止，我每兩三天就會上 NPR，NPR 永遠是我最喜歡的廣播電台，真的感謝網路，我可以在這邊聽 NPR。

這種閱讀的交流，他的整個硬體、軟體互相配合，絕對是可以讓一個城市的文化從 60 分變成 80 分，就是看主其事者怎麼去設計、思考這東西，一旦思考了，你團隊的成員就開始去執行，就這樣子而已。

問：你在監獄的時候都在想什麼？我注意到你在出獄時特別提了你在牢中思考鄭性澤的事。

馮：鄭性澤的事情是這樣，因為他也是一個烏龍案，但台灣的警方放不下面子，一定要把他搞死，這就跟以前的幾個冤案是一樣的我就必須要替他去想。今天台灣很多的公義的東西，如果你不站出來堅持，那很多人就把他放過去了。

當然犧牲的人是少數，可是他對於台灣的形象、民主、文明國家的形象，其實是很大的一個打擊。這些是我們這批人不願意看到，不願意讓他一再發生的。

很多事情你以為就是個小事情，就是那麼少數幾個人，可是像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馬拉拉，她就是做這個事情，她就是個小朋友，她就堅持做這個事情，她其實有非常好的家庭環境，鼓勵她閱讀。她如果獨善其身的話，可以過非常好的生活，可是她不要，她就是要跳進去，她希望所有小女生都跟她一樣有機會。這個是一個人的父母親的教養會把他變成怎樣的一個人，馬拉拉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從 60、70 年代開始，很多台灣民主前輩，他們如果去當醫生或當什麼，都可以過好日子，可是他們就是要跳出來，我覺得到我們這代也是一樣。我們整個成長的過程裡面，接受到的都是非常獨裁的、非常不公義的事情。我們如果要讓這個社會不斷的改進，就一定要有人不斷地跳出來。

問：坐牢可怕嗎？

馮：最近我跟學運的年輕人吃飯幹嘛，我就說坐牢沒什麼事，我一個一個問，「你現在幾條（罪）、你現在幾條（罪）」，我說你進去沒關係，真的沒什麼事。因為人家對待你因為（搞學運）這樣進去，跟對待竊盜、殺人的，真的不一樣，像你們這種年輕人進去，得到的待遇是不一樣的，人家會尊重你。

我在監獄裡面，多少獄政官員看到我就說加油，因為我常去外面會客，所以我常在裡面走來走去，碰到獄政官員就會聊天，如果是跟著隊伍走，對面帶隊來的獄政官員也會跟我說加油，他們都認識我。

像我們牢房的獄政人員，他們從監視器看到我在看書，沒在睡覺，就問我要不要出來聊聊天，我就整個睡午覺的時間跟他們聊天。晚上燈都很亮，睡覺時間還是可以看書，他們看我沒睡覺，也會跑過來打開窗子跟我聊天。我在裡面碰到幾乎一半的獄政人員，兩句話我聽得最多：加油、辛苦了。

其實坐牢對我來講是可以預料的事情，頂多就是 20 天，撐過去。可是我沒有想到監獄裡面的圖書這麼好，我看的第一本書就是 Stephen King 的《四季奇譚》，他的第一個故事就是電影刺激 1995 的故事，第一段就是，「我現在在全美國的監獄裡面，沒有一個人跟我一樣。」我看了就覺得很巧。我也看了松本清張的書，哈金的書叫等待。裡面藏書不多，大概幾百本，但很多好東西。

問：選到現在，你覺得你和其他候選人最不一樣的特質，除了想像力豐富外，還有什麼？

馮：如果來玩政治，我跟一般的人的相處方式是會騎腳踏車去菜市場，我在菜市場裡很多朋友，很多人支持我，南門市場有些菜販看到我都好高興，我常去的是東門菜市場，裡面有個老闆看到我就說，馮先生加油。那些人因為知道我真的是個「生活的人」，我跟他們真的都處得很熟，我會跟他們問蛋、菜、魚的問題，我都很有興趣跟他們聊天。

即便在捷運上也常常也有人來跟我聊天，像我前一陣子，在學運的時候碰到兩對夫婦，他們是反對年輕人太早介入政治，我說其實不會；但他們反對的是年輕人沒有經驗，一下就擔負到責任的話，會不會造成一些內部成員的摩擦？我說，其實也不一定要這樣想，如果這些人天命就是要去幹政治這個工作，這些人一定是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知道摩擦的壞處，他們一定會去改進，他們如果不改進，這些人很快就會被政治淘汰掉。

很多時候我們憂慮太多，我們替年輕人想太多，你們可能會這樣、會那樣，不放心讓他們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以我自己的經驗，我從我很年輕的時候，我就被授權做太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從來也沒有什麼不對的東西。

那天我在捷運上跟那對夫婦聊，我有很奇怪的特性，我真的很會跟路上的人聊，我去夜市拜票的時候，夜市的桌子都擺在外面，看到我就說，「馮光遠，乾！」我就去跟他們乾，跟他們談很久，談些政治的事情，他們好高興。

像我前陣子去延三夜市，延平北路那邊，那有家豆花店，老闆一看到我，「馮先生，吃豆花，你絕對不要付錢」，我說不行啊，你看我志工有二十幾個人，他說「全部叫進來啦」，他真的叫志工全部進來。我說老闆明天什麼時候在，我最近出了三本書，全部簽名送你，因為我算算那跟豆花的價錢差不多，他聽了很高興啊。

其實跟人相處，是做政治的人非常重要的素質，可是我覺得現在這些人都不知道。像我昨天晚上聽到，是現在檯面上一些政治人物對待小朋友的一些故事，聽得真的很難過；電視記者在的時候，他就很親切，電視記者不在的時候，他理都不理，那個人是很有名的一個人，我說這種太多了。你看我尤其喜歡跟小朋友打交道，我朋友的小朋友碰到我，基本上全部都融化掉。

林生祥的女兒看到我抽到五號，馬上打電話來，「馮伯伯，恭喜，五號！」真的很多小朋友跟我非常好，有人跟我說，「馮光遠你身上有乳臭味」，就像有些狗碰到些樹幹就會去拉泡尿，小朋友就想，這阿伯已經被其他小朋友抱過了，有些樹幹永遠是狗的最愛，有些樹幹狗永遠不去。

我有個小姪女，他一歲生日那天，我去他們家，他話還不會講。我碰到他，我就把他抓起來，「咿咿呀呀」，我就用這種話跟他講，他就開始跟我用這種話講，「呀呀一一」，他們全部笑翻，「阿逼逼撥撥」，「阿嚕囉囉哩」，我說你一定要用嬰兒的語言去跟嬰兒講話，不要用「你今天好漂亮唷」，他也聽不懂，對他來講是他可以去對應的東西，那個小姪女現在已經四歲了，每次碰到我都好高興。

我們人跟人之間的相處，不管對待老人、同輩、小朋友，人家說這個人有童心，我覺得這很重要，不管做什麼事情，不管做多複雜的東西，你都可以有一種赤子之心，我覺得赤子之心是我跟很多人不太一樣的地方，所以我永遠可以跟年輕人當朋友，你看我身邊全部都是年輕人，人家說，你看他外表看起來 60 歲，可是內心就還是一個小鬼。這是真的，因為我從來不往負面想，再怎麼樣的事情，過了就算了，也沒什麼了不起，坐牢就坐牢，沒什麼，出來頂多就為自己的頭髮難過一下。

 
「小朋友碰到我，基本上全部都融化掉。有人跟我說，『馮光遠你身上有乳臭味』，就像有些狗碰到些樹幹就會去拉泡尿。」

問：你看過 Robin Williams 有部電影叫《Man Of The Year》嗎？他飾演一位深夜節目的脫口秀主持人，總是對時事還有政治人物極盡嘲諷，最後還出來競選美國總統。你讓我想到這個角色。

馮：沒有欸，可是 Robin Williams 是我最喜歡的喜劇演員，他自殺我覺得好可惜，我很早以前就非常喜歡這個人，因為我覺得他表演形式最貼近我要的這種形式，非常歇斯底里的，他的即興表演能力非常強。

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市的市長 Jon Gnarr 就是個喜劇演員，現在全世界有很多喜劇演員當市長。倫敦市市長 Boris Johnson 也是個喜劇演員，這很多人不知道。義大利五星運動的頭頭 Beppe Grillo 也是個喜劇演員。美國的雷根總統以前也是喜劇演員。喜劇演員有一種質感，是他們反應很快，這也是為什麼那兩個人（柯、連）不敢跟我辯論的原因。

問：為什麼你可以反應這麼快，而且又這麼好笑啊？

馮：因為我看的東西很多，我想的東西很多。我自己經常會去思考，如果我對上他我要怎麼反應，就像是兵推的東西，這個很重要。我以前一天到晚在開會，但在牢裡的時候沒辦法開會，就自己跟自己開會呀，因為我腦袋裡會一直進行，一直在想呀，才能寫出這麼多筆記呀。

我也沒有什麼會覺得 depressed 的事情，包括我的婚姻最後離掉，也無所謂。我是主張兩性平權的人，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暴力的東西，我連罵人都很少，我跟同仁在一起，從來不發脾氣，就算再不高興。

我從小有個名言「怒時，切勿發言，否則，後悔莫及」，這是我自己堅守的，生氣的時候就不講話，就讓他自己消掉。

問：可是你憤怒，你是因為對現況憤怒而出來參選的。

馮：我對現況憤怒，不是在於我的脾氣啊這種東西來表現。我對現況憤怒，我覺得要用改革，改革就是出來參與政治，因為我覺得我是 quality 非常好的人，現在檯面上這批人，quality 爛不講，而且貪婪。

我對於貪婪這件事情非常鄙視。我父親跟母親非常 nice，我父親他以前工作同時當會計主任跟總務主任，一個收錢一個花錢，他如果操守不好，根本沒有人敢把這兩個職務都給他。我父親給我的教養就是乾淨，所以我對於現在檯面上這種不乾淨的東西非常討厭。

我們這批人對錢真的沒什麼觀念。兩百萬就兩百萬，我剛好存款裡有些錢，兩百萬就拿去。我都不會去想說，我在外面放的錢有多少，人家向我借錢都是五萬、十萬在借的，有些朋友我是不會借的，那有些朋友他也沒辦法還，那也就無所謂。

我講個例子，有個女導演叫蕭菊貞，她是非常棒的一個導演。以前我在做娛樂周報的時候，她在拍《紅葉傳奇》，她拍到一半的時候，我問她進度怎樣，因為我非常有興趣；我對於一個女性去拍紅葉少年特別有興趣，因為一般來講我們講到棒球都是想到男性，可是他是女性的立場去拍那東西，我就覺得那觀點一定不一樣。我非常鼓勵她去做，可是後來她有天就在電話裡哭出來，說她還差一百萬，拍不下去，沒有錢。

我聽了很難過，我就說我幫你籌錢，我作為一個主編，可是我人脈非常好，我第一個打給李安，我說，「李安，你拿十萬塊出來，多少人幫助過你，現在換你幫助別人了吧」，他不囉嗦就拿十萬出來；鄭在東也拿十萬，最後湊到八十萬，包括我自己出的。這錢給她，她就拍了那個電影，就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有天我去一間我常去的日本料理店吃飯，老闆說「馮先生，今天不收錢」，因為他昨天看了一個節目，蕭菊貞在講他拍片的東西，他看蕭菊貞說到馮光遠，就一直哭。這次選舉，菊貞寫了簡訊給我說，「光遠，現在是我還錢的時候」，我說我不要，我知道她情況不好。

像我這次募款餐會，我知道哪些朋友是有錢幫忙，但有很多人，尤其是藝術家，我就說你們來玩就好，幫我捧個人場就好。在這種事情上，我們就是那種 socialist 的觀念，其實我們就是那種真正的共產黨。

我這輩子朋友是最重要的，因為朋友我才有今天，因為朋友我們才一起工作了這麼多事情出來。這朋友不是說兩個人的私交、出去吃個飯，在我概念裡面，我所有的朋友到最後都是能夠做出一件一件作品，因為我都是 team work。我跟李安的交情，最後就做出電影出來，我的舞台劇全都是我跟這些演員朋友，因為我跟他們熟，所以他們很樂意來演我的東西。我出書不管做什麼事情，永遠都是朋友，年輕的朋友。

我跟我朋友之間的互動，可以創造出台灣很多的文化作品，這點是我作為一個文化人最驕傲的。我永遠用我的想像力去跟大家合作，所以我覺得我一旦出來做政治，我能夠想出來多少好玩的東西，絕對可以把這城市帶到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境界。

這也是為什麼我很討厭賴聲川這些人。賴聲川光是剝削李國修我就氣到不行。李國修以前在這邊跟我聊，我真的氣到不行，我說國修我一定會替你討回公道，所以我就馬上在臉書上狠狠把賴聲川削一頓，臭罵他。結果李國修的太太、學生都來說，馮哥謝謝，因為只有我敢這樣講。你賴聲川什麼東西，你的底細我全部摸清楚，只有我敢去罵陳文茜這種爛人，因為我太理解這些人，我跟他們都很熟。我不會因為我跟你是好朋友，有些事情我看到我一定要講，就像如果你們看到我不對，你們就講我，我也不會怎麼樣。

像我一天到晚被團隊說，馮哥這樣不行，我永遠是聽他們意見。我因為承認自己的錯誤，會少一塊肉嗎？減兩公斤嗎？不會嘛。我想到的事情絕對是好玩的事情，這東西才是台灣的文化之所以能夠進步、一直有新東西出來，所以很多人都願意跟我合作很多的事情，我的人緣真的很好。

問：你帶著媒體人的身分跨進政治圈，就你看到的，政治比較髒還是媒體比較髒？

馮：一樣髒。

媒體的髒是因為他們利用自己的身分，在扭曲一些事情，圖利一些事情。這種事情在國外比較不太可能發生，他們監督媒體的體制也在那邊。

政治當然髒，但政治人物如果出了事情，他的刑事責任更重，所以有很多政治的東西是非常私底下在做的。媒體的話，例如置入性行銷，曾經有段時間他是明目張膽地在做，因為他們沒有這方面的道德觀念；像這次的選舉，《聯合報》從來也不給我什麼版面，那我就認了嘛。

問：如果真的沒選上，你的後續計劃是什麼？

馮：我們大家有個約定，這次選完不管怎麼樣，我們要為 2016 年很多要投身政治的人，用我們的方式去影響他們。例如我要鎖定一些好的人，在政策上面我們願意跟他們 share 我們的看法。

這次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名詞，叫做「公共性最大化」，例如多元成家我們丟出很多做法，如果今天柯 P 當選、連勝文當選，不管誰當選，我們都希望這些東西能夠繼續下去。因為我們提出來很多東西都是遠遠領先的，像是年輕人選里長這個概念，是我最早提出來的。

我當初就是跟這些朋友在聊，我說台灣政治應該從結構面、基層去做改變，那方式就是去選里長，這概念一丟出來，大家就說這個對，剛好又遇到 318 學運，這麼多年輕人出來，我覺得剛好也都是巧合，可是是非常好的巧合。這些事情就是公共性的最大化，就是大家去實踐。今年如果沒有實踐，下次 2016 年另一個選舉，我們希望更多年輕人出來參與，例如選立法委員。

台灣的政治要更親民、更進步，還是有賴於所有的人非常積極的去參與。不是說我因為有錢就出來參選，你要有腦袋，你要真的有個想法，而且現在是網路的時代，你的腦袋可以藉著網路散布出去讓很多人看到。我覺得台灣這次選舉，包括這麼多年輕人出來選里長這個事情，會得到人家的認同，因為在網路裡面，他講得很清楚。

我現在已經決心要投入政治。我有很多種方式。我一向獨來獨往，不太喜歡被一個政黨束縛，這是我的前提，在這前提下面，包括這次選舉，其實還是很多人支持我。我相信台灣還是有個空間，像我這樣子的怪咖去自行運作。

可是像我這樣的怪咖，是好的怪咖、好的殭屍，是可以帶來一些好的 impact。我這輩子做這麼多事情，像我前面講的，我因為是一個倡議者，永遠享受不到收割的果實；可是我無所謂，我倡議完這件事，我就趕快去做另外一件事，因為我覺得沒有別人可以做倡議，所以我作為一個倡議者就要忍受這種寂寞。

但我也不在乎，我沒有這麼大的得失心，我永遠有書可以看、有音樂可以聽、有咖啡可以喝、有朋友、有紅酒，每次開會喝的紅酒都是很好的紅酒；馮光遠說要開會，大家就要去，我就算喝威士忌也喝得比別人好，很多都是艾雷島的威士忌。

我家就是台灣最棒的一個沙龍。有我家鑰匙的人太多，包括年輕人，像上次丟馬英九書的緯緯，他只要到台北來，就拿鑰匙自己進來睡覺，然後留一堆垃圾。因為他們不熟悉這邊丟垃圾的規矩，分類、幾點鐘，高雄來的不知道嘛，這我都無所謂。我連廁所都分男生跟女生。

我們家雖然小，這陣子因為去坐牢，這邊等於是一個空空的宿舍，大家都進來睡覺幹嘛的，結果我回來的時候發現，「幹，怎麼這麼亂！」

原文出處：Buzz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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