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恩如／台北報導
發生在2018年的「桃園弒母砍頭案」和2019年「嘉義殺警案」，兩起重大殺人案件在今年做出宣判，結果法官因認定罪犯精神異常，犯案時「無識別能力」，引用《刑法》第19條減輕刑度，獲判無罪免罰，引起社會大眾一片譁然。其中，爭議點集中在《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國民黨立委李貴敏（圖／李貴敏辦公室提供）
中華民國刑法第19條明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絕不是只有「殺人無罪」一種判定
國民黨立委李貴敏表示，該條規定原則上來說不能說是有瑕疵，因為它立法時的概念是，「你之所以會處罰這個犯罪行為人的原因，是他知道那是犯罪行為，然後他還去做，所以你認為他的行為是有可罰行的」。在法律上分成「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和「有行為能力人」，其中，有行為能力人才會去處罰，「因為他知道對錯，還去做錯的事情，這是有可罰性的」。
李貴敏接著舉例，對於沒有行為能力人，比如說一歲多的小朋友，「他把你的糖果拿來吃，你會不會處罰他？不會，因為你會教他，但是你不會處罰他，因為你要先讓他知道這是不對的，在他能夠判斷的時候，如果他還去做，這時候我們才去處罰他」。
李貴敏說，像以前有一些案件，殺了對方17刀，正常人基本上來講不會這麼做，可是你能不能講這個人沒有辨識能力？李貴敏舉例，「桃園弒母砍頭案」，嫌犯因自身吸毒，他自己吸毒的情況，「說他適用這個規定，我覺得這就不對」。
「絕不是只有『殺人無罪」一種判定。」李貴敏強調，民眾可能會覺得被誤導，覺得嫌犯無罪，但回到法條上面，《刑法》第19條第1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也是經常被忽略的三個字「行為時」，也就是犯嫌在殺人瞬間，是否完全無法判斷正在殺人或做違法行為。
李貴敏說，因此《刑法》第19條也有第2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之空間，甚或還有第三項「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從概念上來講，不能說刑法第19條的規定是錯的，因為它上面說到「不能夠辨識」，就是嫌犯不能夠了解他今天的行為是違法行為，單純從法條上來講，立法沒有錯誤，問題在「執行面」，是否適用這項規定，主要還是要看「行為時」有無辨識能力及「精神障礙」和「無法辨識」間的因果關係。
「有罪不罰」並非法律缺失
台灣基進黨立委陳柏惟表示，講有罪不罰是一個特別的狀況，並不是單純不罰這麼簡單，很多人總是聚焦在殺人後，這些嫌犯能不能被原諒或是要不要判死刑？可是實際上比如說車禍，也有可能是肇事比較多的人死亡，活下來的人反而很痛苦，所以用死亡來對比也不是法律的單一要件，「不然我今天過馬路有人闖紅燈為了閃我去撞柱子死掉。我活下來了，啊結果變成我是肇事者，這也很奇怪啊」。
陳柏惟說，每個個案都有它特別的法官心證空間，只是過程必然會受到社會檢視，但法律不可能逐條逐項把這些細節都寫出來，加上他引用的內容如果跟社會期待有很大的偏差，就會產生我們現在討論的輿論效果，「我不認為現在的法律有很巨大的缺失，因為英美大陸法系都有這樣的東西，叫做『有罪不罰』，只是我們把有罪不罰這件事情解釋到什麼程度，我相信現有的立委有認真在讀法律的，都不可能把有罪不罰這個拿掉」。
罰他的意義不大「他需要的是治療」
民進黨立委吳玉琴表示， 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說的不罰，嫌犯因精神狀況導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法條裡寫不罰，但不罰的過程如果在19條第1項這個情況，判決之後是可以指定他去做監護，我們說不罰，刑責本來就是說嫌犯要知道自己在幹嘛，但精神病患當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這需要專業判斷，所以才有精神科的團隊在做協助判斷。
至於「不罰」是否合理？吳玉琴說，處罰是說他故意或有意是要去傷害別人，19條第一項是針對他不知道在做什麼，所以才裁罰說不罰，因為嫌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時候，罰他的意義不大，他需要的是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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