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之謙／台北報導
今年宣判的兩起重大殺人案件「嘉義殺警案」及「桃園弒母案」，都因嫌犯犯案時沒有識別能力，獲判無罪免罰。此事引發廣大爭議，也讓負責精神鑑定的醫師飽受輿論責難，對此，朝野立委均認為法官判案不能全然依賴精神鑑定結果，國民黨立委、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召委李貴敏就解釋，法官應該要負責判斷所謂「法律上的因果關係」，但在這兩個案子的判決書中，他看不到這樣的論述。
▲國民黨立委李貴敏。（圖／李貴敏辦公室提供）
李貴敏表示，嫌犯在犯案時有沒有心神喪失、有沒有心智上的欠缺，這是專業問題，只能交給醫生判斷，但關鍵在於，嫌犯在行為時，是否因為這樣的心神喪失導致他沒辦法辨識自己的行為，簡單來說，就是精神障礙跟犯案後的結果，有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係，如果有的話，才符合刑法第19條的減刑或免刑的規定。
但什麼是「法律上的因果關係」？李貴敏解釋，美國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案子，有一位A先生搭計程車去趕火車，結果發生車禍，導致A先生趕不上火車，只能改搭下一班車，沒想到下一班車遭遇恐怖攻擊，A先生遇難身亡。事後A先生的家屬跟計程車行求償，認為如果沒有出車禍，A先生就不會死亡了，但最後法院判決家屬敗訴。
李貴敏說，直觀來看，只要計程車沒發生車禍，A先生就不會死亡，這叫做「事實上的因果關係」；可是從法律的角度來講，因為計程車行無法預見若改搭下一班火車，就會遭遇恐怖攻擊，會造成A先生的死亡，所以並不構成「法律上的因果關係」。
而判斷案件有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係，就是法官的專業，這是醫師做不到的，李貴敏指出，所以在「嘉義殺警案」及「桃園弒母案」中，法官怎麼可以只依賴鑑定報告，跳過法律上的因果關係，直接跳到結論？你的因果關係的論述在哪裡？
民進黨立委周春米則認為，法官當然不能全然依靠鑑定結果來判案，但他沒有專業能力去鑑定，也沒有能力推翻鑑定後的結果，法官通常只能再委託另一個單位再做一次鑑定，結果如果一樣是最好，萬一兩份結果不一樣就會很辛苦，你一定要在判決理由去說明，為什麼我選擇這一份鑑定結果，事後還要面對律師、上訴審、社會大眾的檢視，也不能因為社會不能接受就不選擇特定的鑑定報告。
▲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
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表示，對於精神鑑定他沒有太大的疑慮，因為他自己也經歷過，知道如果認真做的話其實滿詳盡的，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案件的精神鑑定都有做到這麼好。他反而認為，法官的訓練很重要，包括對精神病患的理解或是對性侵案的教育訓練等等，另外衛福部說要成立鑑定委員會，這也是可以討論的，或是要求鑑定報告中要有哪些成員，譬如說社工人員、心理師、醫師、治療師等等，還有報告產出前需要經過幾次晤談，藉此確保報告的品質，這應該是比較實際的作法。
國民黨立委葉毓蘭認為，我們法官權力太大，過程上應該要更嚴謹一點，像現在疫情篩檢都要一採陰、二採陰，但法官卻直接就認定無罪，這是稍微草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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