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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顧爾德(新新聞)
中研院學者林宗弘在本刊一五一一期中指出,在南台灣大地震中看到了世代間的不公平,他說:「老齡化的戰後嬰兒潮玩的是地產大富翁,年輕人卻大量住進較為廉價的危樓。台灣的房地產業是世代不公的起源與縮影,年輕世代早已經成為天災人禍的高脆弱人群,維冠金龍倒塌的死傷名單只是冰山一角。」
崩世代的惡性循環
世代間存在著不公不義現象,讓年輕世代對現存體制不滿。在這次總統大選前,不少人預言為數一二九萬的首投族將左右選舉結果。而選後親綠的台灣智庫民調顯示,這次總統大選年輕人投票率近七成五〈總投票率為六成六〉,其中二十歲至三十九歲選民,超過五成投給蔡英文。年輕人的不滿非一朝一夕形成。從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10年開始的大埔事件到太陽花運動,無一不是年輕人對現有體制不滿的表現。
林宗弘等人在一一年就出版了《崩世代》一書探討台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危機」。林宗弘曾這樣描述崩世代的產生:「全球化之下財團更能掌控政府政策,台灣的權貴階級自我複製,資本外移導致創業與就業困難,社會流動停滯與青年貧困,青年世代難以成家生育,其後導致了人口老齡化問題。」
因此,崩世代不只是某一個世代的問題,而是一個惡性循環,讓台灣陷入結構困境。
全球化下世代問題非台灣獨有
年輕世代面臨的不正義問題也與全球化、兩岸問題糾結在一起。林宗弘在總統大選後接受訪問時也指出:「未來我們仍將持續地看到,『世代差異』和『階級分化』這兩種因素同時重疊在綠營的版圖結構當中,未來會產生彼此競爭的效果。」他指的是,綠營內部若由較資深且親資本家世代主導,將引起與階級處境普遍較差的年輕族群之矛盾,也可能牽動民進黨與綠營內如時代力等團體的競爭,而讓綠營部分成員出現激進化的趨向。
在這次大選中,突發的周子瑜事件讓部分選票從第三勢力移轉到民進黨,這說明了國族與兩岸議題及階級與世代問題有一定的競爭關係。不過,前者衍生的兩岸政商買辦又製造了階級與世代的不正義。解決兩岸問題就可以解決世代問題嗎?
顯然問題沒這麼簡單,因為台灣面對的兩岸經濟統合問題,其實是全球化的一環,而做為一個外向的小型經濟體,台灣無法自外於全球化的大潮。世代問題不是台灣獨有。全球化造成各地年輕世代的被剝奪感,從中東茉莉花革命、歐洲極左極右政黨興起,到這次美國大選非主流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異軍突起受青年選民支持都是例證。全球各地憤怒的聲音隨時可能對現有體制帶來巨大震撼。
消除世代矛盾要先跨越階級
全球化並非只有負面的影響,年輕世代也可能因此把舞台擴展到世界各地。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都是全球化的一環。倫敦、上海與印度班加羅〈Bengaluru〉都有可能是台灣年輕人的舞台。
近來,不少批評台灣年輕人流行的「小確幸」彷彿是一種魯蛇的過度包裝,一種沒有對外競爭力的偏安心態。其實這是種對年輕人的刻板印象。追求在地精緻的生活並不是種錯誤價值觀,當許多年輕人在台灣投入他們有與趣的事業時,他們的專注、努力與堅持也絕非是魯蛇心態。在地化也不代表他們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
在地與他鄉都可能是年輕人發展志業的選項,只是在地成本較低。近年來台灣出國留學的年輕人減少,三十年前台灣留美學生達五萬多人,到2014年只剩二萬一千人不到,已連續七年下滑。當美國景氣不好、獎學金減少之際,名校一年動輒百萬元台幣的學費,實非台灣一般家庭負擔得起的。
年輕人在台灣循正常升學管道念到大學畢業時,多數無力出國念書;在此同時,也看到愈來愈多過去的小留學生返台找工作創業。這些小留學生可能是上一世代家境良好,可以支持他們子女的國外學費。上一代就有階級差距,而較上層階級的下一代也繼承較多有形無形資源。
階級問題不是年輕世代才有,每個世代都存在,這是社會常態。對此,階級可能是比世代更有效的分析工具。我們要問的是:這樣的階級世襲有多大機會被打破?政府政策是在強化「權貴階級自我複製」還是在幫助弱勢者突破這種階級限制?
替代率過高的退休金、設計不良的年金制度,會加重年輕世代的負擔,進而深化世代之間矛盾,所以新執政者在政策上要去除之前的錯誤。這是在泯除世代間的不正義,但更重要的是,讓階級界限更容易跨越。
為年輕世代撐出發展的空間
台灣做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非中心國家,本身承受著較多全球性結構壓力。我們可以細數二次戰後,台灣如何在冷戰結構中、在東亞發展模式下,讓約兩個世代的年輕人有機會發展、富裕。如今,大結構改變了,執政者還是要努力為年輕世代撐出發展的空間。
過去八年馬政府走的路證明失敗,讓年輕人怨懟累積、爆發。新的執政者不會笨到沒看到教訓,但能不能真正換腦袋、走出新路,還待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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