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1.5名醫師等著被告　醫病關係已達崩潰邊緣

文／林筱庭（新新聞）

每天1.5名醫師等著被告，醫病關係已達崩潰邊緣

醫病互信已到達崩潰邊緣，醫病雙方各自出招、彼此諜對諜陷入惡性循環，部分醫師則準備集結力量反撲，誓言帶起醫師反告病人風潮，讓醫病關係徹底崩潰，才有機會重生。若無法盡快替醫病雙方尋求解決出口，將會是不可承受之重。

▲衛福部與立法委員試圖推《醫糾法》以解套，遭李紹榕大力反對。（圖／《新新聞》官網）

台灣醫療糾紛案之多，幾乎沒有一位醫師逃得過。就連過去總是默默陪在台北市長柯文哲身旁，溫柔形象深植人心的柯夫人陳佩琪，也曾因發生醫療糾紛心煩意亂，在電話中向柯文哲大聲怒罵。

「第一賣冰，第二告醫師」

在北市聯醫擔任小兒科醫師的陳佩琪，日前在臉書上自曝，過去柯文哲常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演講，唯一一次去聯醫非為演講目的，就是為了她的「醫糾事件」。而柯文哲過去在台大醫院擔任急診部醫師，也曾經因「連帶被告」，遭捲入兩起醫療糾紛。

事實上，全台灣約有四萬三千名醫師，每天至少都有一．五名醫師等著被告。過去俗語說最賺錢的行業：「第一賣冰，第二作醫師。」在醫師彼此眼中，社會實情早已成了一句可悲的笑話：「第一賣冰，第二告醫師。」

衛福部醫審會受理的「醫療糾紛鑑定案件」，每年已破五百件大關。但在一九九三年健保開辦前，將近十年，這數字平均不超過一六○件，而健保開辦後次年，數字開始飆升，直接跳到二五○件；二○○○年後每年約四百件，二十年間增加了三倍多。

其中，最常送醫事鑑定案件的科別，正是柯文哲夫婦所在的「內、外、婦、兒」四大專科，一九八七年至○九年間，外科占三四．二％，內科占二八．三％，婦產科占一四．九％；若看二○○○年至○九年間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分析，則以內科占二六％、外科占二四％、婦產科占一七％，最易發生醫療糾紛。

▲醫病互信已到達崩潰邊緣，醫病雙方陷入惡性循環。。（圖／《新新聞》官網）

「醫療糾紛訴訟是『以刑逼民』，讓醫護人員不得不接受民事和解，以求早日解脫心靈桎梏。」西園教學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李詩應指出。

這只是冰山一角浮上檯面的數字，並非所有醫療糾紛都會走上訴訟一途，更多潛藏數字遠高於此；據推估，每年約發生五千餘件醫療糾紛，讓醫師們苦不堪言。

台灣廉價、大碗的健保給付制度，正是將醫病關係推入火坑的禍首，健保給付制度遲遲追不上醫療費用，醫院為求生存，只好想辦法壓低人力成本。「醫院人力欠缺，醫師過勞容易出狀況，與病家溝通時間變少，醫糾自然難以避免。」彰基小兒腎臟科主任錢建文說。

醫師自保，自備「行醫紀錄器」

醫改會副執行長朱顯光指出，醫糾爆發的兩大根源，其一正是病家缺乏與醫師溝通的時間，對於治療過程充滿疑慮。醫改會於二○○六、○七年間共九二九件的醫糾諮詢個案中，有四成的醫糾主因都來自於「醫病溝通出了問題」。

另一引爆點，則是民眾在院內申訴協商時，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拿到病歷，缺乏明確申訴窗口或處理機制，「找不到第三方協助說明病情，而醫師也可能礙於醫院政策或太忙，無法第一時間與民眾溝通。」

朱顯光說，根據醫改會調查，醫糾民眾最大的訴求是要求道歉與瞭解真相，其次才是賠償。

▲圖／《新新聞》提供

但醫病關係扭曲、惡化的現狀，已讓不少醫師開始在診間自備「行醫紀錄器」求自保，先行一步搜集舉證資料，避免被告。有的醫師則選擇放棄高薪，回學校當學生，重頭開始學法律，甚至跨考律師，就是希望哪天碰上醫療糾紛時，能更從容面對。

而處於醫學資訊弱勢一方的病人及家屬，聽多了醫師的「可能不良行為」，加上醫病長期溝通不良，擔心自身權益受損，也開始選擇在就診時，以隱藏的錄音筆、相機等記錄下醫師、護理人員的種種舉措，或是「一病看三家」多聽、多比較。

雙方如此諜對諜，就是唯恐一旦走上訴訟一途時，都能提出充足證據以自保。至此，醫病互信已到達崩潰邊緣。醫師們開始施行防禦性醫療，要求病人接受大量且不必要的化驗、檢查；「依法逃命」迴避高風險病人，只願治療安全病患；更有長期承受高訴訟風險的醫師，決定「以戰止戰」，試圖扭轉「醫師總是挨告」的難堪局面。

「說難聽點，我們就是比你們多念了七年醫學院，若真要防禦，沒人玩得過我們。」萬芳醫院外科部副主任李紹榕說，一一年他替一名六十七歲病患進行高風險的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術後病患不幸往生，家屬不滿意結果，無論院方如何解釋，家屬仍堅持提告。…（更多文章請見1473期《新新聞》，或參考新新聞官網）